6日报系观点:百万年薪如何"激活"国企

　　5月末在北京逝世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国际著名记者。今年4月，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历史不应忘记》问世，其中有不少令人深思的忠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对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业绩，爱泼斯坦是目击者、记录者和传播者，是名副其实的历史见证人。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由日寇点燃的。那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派军队侵占中国的东北，即‘九一八事变’。这一天，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被提及，但却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这比西方通常认为二战开始的时间要早好几年。例如，有的认为二战始于纳粹德国入侵欧洲邻国的1939年，有的则认为始于日本进攻美国的1941年12月。事实上，正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并未受到国际上的谴责和惩罚，才导致其他法西斯国家起而效尤。”

　　到艰苦的地方去，对于青年人认识社会，了解生活，积累经验，增长见识大有好处。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用于实践，是学习的过程，也是收获的过程。认识中国，必先认识农村；了解现实，必应了解基层。希望有更多青年人在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传授知识中提高自己，在帮助当地改变落后面貌时完善自己。

　　“春捕一只蛙，秋少一担谷”。科学研究表明，一亩稻田如果有100只青蛙，对害虫的控制作用比喷洒1公斤农药的效果要好得多。近年来，由于青蛙数量锐减，农田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导致害虫猖獗，为了防治害虫，人们不得不加倍地使用农药，既加大了种田成本，又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一些高残留农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还会引发癌症等疾患。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查处捕杀青蛙者，不仅有益于捍卫法律的尊严，也有利于保护环境和人民生命安全。

　　人民日报时代热评:有感省委书记为失语干部画像

　　执政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三不一顶”的实质是群众观念淡薄，缺乏创新精神和勤政意识。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有必要正视并解决这种“失语现象”，真正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不管是纺织品问题也好，还是知识产权保护或者中美贸易平衡等问题也罢，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多次表示愿与美方加强磋商，妥善解决。但任何摩擦的解决都必须遵守规则，公平合理。美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维护健康和谐的经贸合作符合中美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民众根本利益。包括古铁雷斯在内的美方若想更成功地对华开展自由贸易，最关键的是要与中方一起把蛋糕做大，在发展中化解矛盾，而不是动辄设限。在国际经贸舞台，有了互利的表现，才可能有漂亮的得分。

　　考生不是恐怖分子，不必用反恐的手段来防高考作弊。毕竟绝大多数考生不会作弊，我们不能在考生身上“以毒攻毒”。高考关系到千万家庭和国家未来，其公正公平是所有国人的心愿，只要现场监考老师严格认真，同时通过制度建设和教育宣传让学生明白，作弊将付出巨大成本，高考舞弊是完全可以发现并加以避免的。将高考监管弄成了疑似反恐，只能说明教育部门对“人防”工作的不重视，本末倒置。

　　一碰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就想用开征税费、提高商品或服务价格等经济杠杆加以解决，这在时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时髦。笔者不想全盘否定经济杠杆的作用与合理性，但经济杠杆不是万能的，有时也不是最佳的治本之策，甚至会加重公众的负担。就拿征收塑料袋环保税来说，不但不能解决塑料袋的白色污染问题，还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可以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在公车配备方面，中央应适时大幅降低价格与排气量的上限，取消省部级以下干部的专车待遇，严格限定并不断减少各级机关的公车数量。而这一目标不折不扣地实现，就需要权力监督机制、违规惩处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对超标准、超范围配车行为不能再止于轻描淡写的党纪政纪处分，而是应按滥用职权、挪用公款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同时要保证民众在公车问题上不仅能知情、能发言，更能检举和控告，唯有如此，才能破解公车改革中的诸多难题，实现减负、增效、廉政、亲民的最终目标。

　　老百姓在一段时间里也对年薪制持有疑问，这主要源自于近些年的一些“怪现状”———经营者收入提高了而企业的利润在下降。但随着近几年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年薪制又重新进入国资委的“视野”。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标志着年薪制的正式实施。应该说年薪制是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引用的一种工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它实际上是以制度的形式承认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价值，把经营者的收入同绩效挂钩，调动其积极性。确立年薪制重要的一点，是把国企领导人的身份转变，国有企业经营者以前除薪酬待遇外，还享受行政上的级别待遇，国资改革后，国企领导者也逐步向职业经理人角色转变。

　　日本的表现正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但二战的历史告诉人们，法西斯也罢，军国主义也好，猖狂到最后只能是自取灭亡。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不以史为鉴，继续其翻案活动，最终也只能是重蹈覆辙，自取其辱。因为人类进步到了今天，欧洲不会允许出现第二个希特勒，亚洲各国也不会答应出现第二个东条英机。

　　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内资企业税负重，而外资企业税负轻；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中小企业税负重，而大企业税负轻。有些花“大价钱”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浪费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一个国家的税制核心竞争力在于有利于微观主体，就看能不能把企业激活，把民间创业的激情激活，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税制好与坏主要根据微观主体来判断。我们必须检讨自己的税收政策，采取措施将中国的税负降下来。就像在农村实现农业税减免一样，必须对我国城市现行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从整体上将税负下调。

　　常言道：“水火无情”，肆虐的洪水不会怜悯弱小无助的生命。因此我们的思想来不得半点麻痹，稍有不慎，担负着防汛重任的官员便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为人民的罪人。今天市长发火了，是为那些“思想缺席”的官员敲响了警钟，我们真诚地希望那些在防汛会上缺席的官员，你们的防汛责任心不能缺席，防汛岗位不能缺席。在防汛的前沿，我们不能再靠市长发火了，否则将悔之晚矣！

　　小泉的亚洲外交，由于其不断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正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小泉为何执意参拜连日本国民都反对的靖国神社呢？这并非“小泉的个人信念”，也不是为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获得更多支持”。我认为，这是小泉所采取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依靠军火财阀的战略。小泉承继了战后右翼鼻祖岸信介的思想，小泉内阁可以说是与美国右翼保守派合作的“第二个岸信介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