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山东人)李少红:目标很坚定,就要做导演(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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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6日15:33 水母网 | ||||||||||||||||||||||||
1969年，到四川军区独立第2师当兵。 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曾担任《包氏父子》、《出门挣钱的人》、《清水湾，淡水湾》的副导演。 1988年，执导电影《银蛇谋杀案》。 1990年，执导影片《血色清晨》，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大奖。 1992年，执导影片《四十不惑》，获瑞士洛迦诺国际影评人奖。 1994年，执导影片《红粉》，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第27届印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金孔雀奖，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96年，执导电视剧《雷雨》。 1998年，执导电影《红西服》，电视剧《大明宫词》荣获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等五项大奖。 2000年，执导电视剧《橘子红了》。 2004年，执导电影《恋爱中的宝贝》。(配图 资料/水母网) 拍摄《银蛇谋杀案》、《血色清晨》、《四十不惑》等片探索女性情感和精神世界
从电影学院毕业到结婚育女，在78班同学纷纷拿出彪炳史册的好作品时，李少红直到1988年才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银蛇谋杀案》，她饶有兴致地塑造了一个孤独怪癖的杀手。当那些敏感的成长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李少红也逐渐形成了以主观而局限的女性视觉来感受历史的独特的电影风格，她鲜明而执著地去探索女性个体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一首长诗打动老师 新京报：恢复高考时，电影学院是你的第一目标吗？ 李少红：不是，恢复高考时是想报考医学院的，因为当时我在南京军区基层部队医疗队当护士。我母亲在北影厂，但她当时不太赞成我学电影，因为她自己切身体会搞电影实在太辛苦了。 新京报：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去考电影学院了呢？ 李少红：是因为喜欢，从14岁到17岁，我在四川当过4年电影放映员，放过很多电影。小学读到六年级，后来基本靠自学，记得当时把县城图书馆的文学书、历史书一本本借来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都是那时候读的。对人的描摹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或许这与电影有关。 新京报：电影学院78级招考的时候有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点，您在哪里考的？ 李少红：我在北京考点。当时还在南京当兵，其实离上海考点更近一些，后来还是回到北京，毕竟从小在这里长大，对北京也很有感情。记得特别清楚，考试时我朗诵了一首长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根据考试规定，一个考生只能朗诵5分钟，人家跟我说你朗诵这首诗没人敢打断你，结果我朗诵了整整15分钟，果然监考老师没一个人喊停。 读书看片谈恋爱 新京报：进入电影学院学习期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少红：大量的阅读。这种阅读既包括阅读电影更包括读书，我当时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看了很多历史书籍，尤其是世界史部分。看书第二多的就是现代文学，我现在还留有当初买到的那套很早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著，可真是宝贝一样珍藏着。 新京报：刚才您说到看片子，觉得在校期间哪些电影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李少红：反正当时特别厌恶一切艺术中的虚假，厌恶得很，而最贴近生活反映真实的片子我们就很喜欢。 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后来还有法国新浪潮。黑泽明的影片给我很大震动，《罗生门》让我思考个人化心理电影的拍摄方法，还有特吕弗的《枪击钢琴师》、《四百下》等，记得当时我们做很详细的读片笔记，这些影片对我们后来的创作也的确影响很大。 新京报：和曾念平老师开始谈恋爱也在大学期间，也算是一项收获吧？ 李少红：应该是很大的收获。曾念平当时在电影学院比我们都高一届，但比壮壮、凯歌他们都小一些，比我大一岁。那时他已毕业留校任教了，我们这班人拍毕业作品时，曾念平是摄影指导教师。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好起来的，那时候特别单纯，就是想嫁给他，我们既可以是事业上的伙伴，又可以是生活里的伙伴。 好像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 新京报：到了大学最后一年开始小组拍毕业作品，您当时参与哪部？ 李少红：记得当时壮壮带了一大帮人拍《小院》，潘渊亮他们拍的是《我们的田野》，夏刚他们组是《我们还年轻》，还有几个组在拍。当时是整个78班各个系弄散了组合成摄制小组。还有另外一批同学是到电影制片厂跟着正在拍摄的片子做导演助理，凯歌当时跟儿影王君正导演拍《应声阿哥》，我、彭小莲参加青年电影制片厂韩小磊导演的影片《见习律师》，韩小磊导演也是我当时考电影学院时的考官之一，我印象特别深。拍作业有拍作业的好处，跟剧组也有跟剧组的好处。 新京报：毕业的时候会不会像现在的大学生刚出校门时感觉比较迷茫，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 李少红：没有，我当时目标比较坚定，就是要做导演。 新京报：那么毕业分配顺利吗？是否符合自己的愿望？ 李少红：毕业分配也有很多波折，因为我进校之前是军人嘛，算是南京军区的兵，退伍转业复员到北京，我的户口所在地是北京。这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军人应该是要分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但因为已复员就不知道该去哪了，后来档案就转到高校重新分配后，到了北影厂。 记得当时还有一插曲，广西厂当时来电影学院要人时，导演系没有人，摄影那边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已确定要去，他们要找导演系的同学否则组不成一个摄制组，他们还鼓动过我，我当时热血沸腾都想去了，最后没有去，结果导演系去的是老大哥张军钊。 新京报：毕业后首部参与拍摄的是哪部电影呢？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李少红：1982年的时候，我和夏刚给老前辈谢铁骊导演的《包氏父子》做副导演，记得当时做字幕的时候上面不让上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刚刚毕业，好像还不够资格，结果谢老特别好特意去申请给我们的名字上字幕，最终写的是“见习副导演”。当时主要负责剧务方面，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现场反映问题，以及学习导演处理事情的方法，那时好像忽然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 采写：本报记者 张悦 四十当惑，说说李少红 1983年，著名的第五代，78班毕业一年后，不少人去了西南和西北，而李少红留在北京，给谢铁骊的《包氏父子》做起了副导演，和她一块儿做副导演的，还有一位胖乎乎的先生夏刚。 说起李少红，不得不提到他的先生曾念平。他在给《红象》做摄影时，张艺谋、拍《茉莉花开》的侯咏和拍《美人草》的吕乐还是副摄影。后来，曾先生是妇唱夫随，一直给李少红做摄影，从电影一直到电视剧。 李少红的影视剧拉拉杂杂地也算看全了。最喜欢的还是《血色清晨》和《四十不惑》，前者将加西尔·马尔克斯的小说移至中国北方农村，马尔克斯这部名为《事先张扬的命案》的小说，西方人也拍过，但我觉得还是李少红拍得最好。她弃去了南美的狂野，而直奔荒昧的一角，反而更见天地和胸襟。和中国民情搁在一块，就像量身订做一般，说不出的合适，更是说不出的苍凉。这片也算李少红的成名作。接下来，她又移至她最熟悉的城市，却拍出了20年来中国最具城市气息的一部电影《四十不惑》，这片子更全面，传说这是为李雪健特意写的本子，刘恒的手笔不用质疑，李雪健的表演更是完完全全地活在这个中年男人身上，包括宋丹丹，李少红对这位小品演员的运用是最为成功的。曾念平的摄影，我认为是他个人生涯中最优异的一次表现。至于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借用寻父的母题成就了一篇淡雅、飘远的城市寓言。后来的《红粉》虽捧得柏林的银熊，但独属苏童的关于南方的堕落，李少红独具其形，而少其神。 若贯穿李少红的处女作《银蛇谋杀案》和最近的《恋爱中的宝贝》。李少红是忙于确定风格、题材和走向的。血腥、温情、颓靡都在李少红的电影王国里闪着光，流着彩。或古或今，李少红讲述起来，也能做到有板有眼。但却违背了一个导演只拍一部电影的所谓铁律，也可以说，李少红是个适应性超强的女导演，她把任何类型或主题的电影拍好，都不会让人惊奇。真要找的话，李少红的电影有种隐隐的童话气息，这童话有时经过编织，有时则易于幻灭。这应当都属于童话的本质。 当有人说李少红的女性气质不够鲜明之时，她拍起了电视剧《雷雨》、《大明宫祠》和《橘子红了》。那里的主角倒都变成了女性，都有种不请自来兼恒久不变的怨气。这怨气不因年代的久远而变得古典，而在于它是欧化的，是西方式的古典，也就是说这股怨气常容易浩荡开来，而往往变得大而不当。在那些观赏性十足的画面里，我们看到一群陌生的，阴阴的生命飘来飘去。但就是这股怨气契合了中国新型阶层，小资们的嗜好。李少红也是因她那些足以提升国内电视剧质量的电视剧，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有人说，李少红讲的不是中国女人的张扬和抑郁，而是讲述整个女性的梦幻。 据说李少红还在拍电视剧，估计走的还是李清照词里的路子。对我这个看过她的《血色黄昏》和《四十不惑》的人来讲，是有些可惜了。那种与现实微妙的亲近感，实际也在证明李少红的女性风味，只是以后怕很难嗅闻得到了。 赛人责任编辑:刘家昌第 1 2 3 4 页 李少红：她的宝贝儿
李少红十分的女人，不似其他的许多女导演，这体现在她笑的时候，害羞的时候，甚至谈话抽烟的时候，都很女人味道。在一篇题为《娇点女人李少红自导自演女人角色》访谈中，李少红描述了有女人和导演双重称谓叠加下的自己：“女人生下来就被规定好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社会角色，而今天的女人又必须选择事业。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受到冲击的首先是事业。”实际上，正是因为内心很女人的李少红为了电影而控制了内心中许多作为人妻，人母甚至为人媳妇的情感，才使得她流露在电影中的恋恋风尘，很是好看。 其实，李少红影片中的女性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红粉》是她电影个人化创作的初步尝试。本来一个大而化之“改造妓女”的剧本故事，转而被她改编成对两个底层不幸女性的“性格决定命运”的关注。“走出定势，反映女人的个人存在价值，反映她复杂的个性状态，而不是作为历史和社会存在。”《雷雨》中，从男性视角到女性视角的转换，把一个旧式中国家族的话剧名著，颠覆解构成了另一个细腻动人的故事；而《大明宫词》则是武则天和太平公主两个女性的权利和欲望的争斗。《红粉》、《雷雨》、《红西服》到《大明宫词》，李少红的女性意识“一步步逐渐地、比较清晰地体现出来了。”“不在于描写对象是不是女人，应指创作者看待事物的思维方法和视角是女性的。”“如果说影片中的凶残和暴力令人感到震惊，也许是由于一个女性眼睛中看到或者感受血腥原来是这样的造成的结果。”
或许是对性别本质看得更为透彻，李少红始终不放弃作为一个女人最基本的权利的追求，为了年幼的女儿她曾四年未工作“当初差点把她打掉，可生下她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她明白婚姻和家庭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东西，所以她学会自己化解一些痛苦并给老公足够的空间和荣誉感，闲暇时她也喜欢逛街，有时什么都不买，有时双手提着一大堆没用的东西，在大马路上寻找做主妇的感觉。在丈夫，女儿面前，李少红是妻子，母亲而不是导演，她说：“导演不是个女人应选择的职业。” 责任编辑:刘家昌第 1 2 3 4 页 与《宝贝》解读李少红：我的经历挺简单 来源:演艺圈
她是从部队报考到电影学院的。但一算年龄她竟然14岁就当兵了。当时她所在的北京十一中学都是部队大院的孩子，一个班陆陆续续的抽丁，只剩下几个人了。出于赶潮流？还是怕下乡？她说都有吧，更主要是她父亲当时所在的政治学院面临解散，去向不定；母亲40得子，所有的事情都很动荡，他们可能觉得她这个时候去当兵比上学更让他们踏实。 “我深深地记得我拿着一个帆布旅行包上火车，那种非常典型的旅行包，有拉链的那种。这个包后来被偷了，也许因为那个包在所有女兵里最体面吧。我看到爸爸站在车窗下，开始还保持镇静，让我路上小心旅行包，到了来电报。我心里也很硬，坦白说当兵是我先提出的，我父母拧不过我。在我觉得，我爸和我妈已经不再爱我了，他们的情感完全被我新添的弟弟占据了，我和弟弟相差14岁，我已经懂得了嫉妒。我想我一走看他们怎么想我。我用残酷的方式引起他们的注意，现在想来很幼稚。当火车开动，我爸爸随车窗行走的脚步越来越快，我使劲咬住嘴唇，那一幕永生难忘！后来很多年，我知道我爸爸回去第二天就满嘴起大泡，连续3天到永定路邮局门口转到天黑，想发电报让我回来。我的离家让他们痛不欲生。” “我从小有慢性咽炎，可新兵分配偏偏选我到宣传科，每逢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带领喊口号。平时放电影，把8个样板戏看了上千遍。那是电影跟我人生的第三次接触。第一次是在大院翻墙混进大礼堂的女厕所，偷看被禁的电影。这个情节在同龄人里很普遍，就像王朔小说《动物凶猛》里描绘的那样。我看到那篇小说很惊讶，后来和他聊天才知道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大院里，他们家比我晚搬进来。不能想像我第一次是听完《列宁在1918》的，完全没有看到画面，因为我们被看门的老大爷堵在女厕所里。第二次接触当然是前面说到的，床底下我妈的电影书籍。第三次竟然是我放电影，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在所有的8个样板戏里，我最喜欢《龙江颂》，我觉得那也是我第一次领略歌剧的魅力。感觉到歌唱和旋律的优美。每放《龙江颂》的时候我都有可能犯错误，忘记换本。后来，7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罗马尼亚电影、南斯拉夫电影、朝鲜电影，还陆陆续续解禁了一些老片子，比如《红楼梦》什么的，让我哭得乱七八糟。《红楼梦》哭是因为当时第一次经历感情波折，而且是一次极不愉快的经历，像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看《卖花姑娘》哭是我很不情愿的。一边换本一边心里骂自己没出息！但有一部片子我至今记忆犹新，罗马尼亚国歌的作者，音乐家的传记故事，好像叫什么什么库？反正不是齐奥塞斯库，也有点近似。那部片子是我当时对浪漫所有的认识！以至于在考电影学院时，我回答老师“印象最深的电影”时竟然放弃了《龙江颂》。当然到了电影学院后，1980年到1981年我们赶上文化解放运动，看了几千部中外电影史上的经典片，自然再也不提那个什么库了。但库还会保留在我人生早年的记忆里。” 一种心态 到1998年李少红已成为拍了5部电影、1部电视剧的比较成熟的电影导演。这年的下半年，她和自己长期合作的李小婉、曾念平几个人创办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一个小小的集体，亲密无间的团队，在办公室门外挂起一块不大的牌子，除公司名字外，还有一只彩色的七星瓢虫。李少红说象征着他们的生命力。 “当我面对着从来没拍过的古装戏剧本一筹莫展时，郑重豪气冲天地出现了。带着无限的遐想，热情，对艺术的崇拜站在我面前，让我也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当时我的选择很冒险，郑重和他同伙王要都是初次完成这么大部头的剧本，没有经验可谈，也没有任何框框可怕。也许正是他们身上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打动了我，我选择了和他们一起冒险！我们背着两大箱书躲到云南大理，每天侃故事，逼得郑重和王要快要疯了。有好的想法我们马上录下来，连夜整理出文字，发回北京。47个日日夜夜，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年龄感，有时剑拔弩张，有时狂放不羁，完成了40集十几万字的详细大纲，凯旋回京。” 之后，郑重他们被关在西山卧佛寺开始正式写作《大明宫词》。李少红说最让她难忘的是第一二集出来的时候，心都快跳出来了。“郑重一定要念给我听，我们很仪式化地请求宾馆服务员打开会议室，很多的桌椅间只坐着我们3个人。好像还停电了，四周漆黑，只有我们周围有亮。也许这样的气氛正巧符合那个久远的年代，我听得鸡皮疙瘩一身。首先想：坏了，怎么是这样的大词？怎么念白啊？是想要有特点的对白，但真正面对的时候还有点陌生！学戏剧出身的郑重一定坚持，我心里估量了一下挑战性的大小，然后下决心地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台词风格，那么就要40集统一。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对他们自己也是严峻的考验。在后来的5个月中，他们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记得逼到极致时，王要失踪了，自己在山上想了一夜，我们疯了一样找到天亮，他默不作声地回来，又坐下写。他们跟着《大明宫词》艰难的旅程成熟长大，并为此骄傲。” “剧本风格一变，已经准备好的化妆造型、服装、布景都似乎不和谐了！必须全部推翻从头来过，于是我和小婉踏破铁蹄重新开始寻觅制作上能够志同道合者，叶锦添的加入无疑让《大明宫词》锦上添花，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剧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大明宫词》就是这样一次青春冒险的产物，也正是那种完全年轻化的创作心态使这部古装剧穿越了历史的屏障，与当代青年观众达成了沟通。 后来李少红看准这条路一直走下来，不断研究当代年轻人生存状况与心理世界的异变，把握他们的欣赏口味与审美趋向，寻找交流的渠道。这便不奇怪《橘子红了》这么一个老套的故事，偏偏能让现实中不同年龄层的、特别是女性陪着一群旧时的风月人物哭哭笑笑过完了一个春节。 或许也正是得益于此，在她身上，青春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 一种情感 “那是周迅吗?” 李少红顺嘴说：“是周迅的妹妹!”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她们谈论出去戴不戴口罩，周迅最近热爱上摄影，交换对照片的印象。完全不像平时想像中一个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最有趣的是她们之间说话的方式更看不出来有着那么大的年龄差距，那是介乎朋友、亲人和师生之间的关爱。 只要谈及这些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她的理性就不自觉地会让位于感性。李少红说她的最大优点是“敢输”，但她惟一输不起的是同伴们的信任。“不管冒多大的险，他们总是给予我无条件的信任。” “在过去，报道中谈的最多的是我和曾念平在艺术创作中的配合。然而在我们的制作集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李小婉。她是我从小的朋友，后来我分配到北影工作，心里很畏惧，《血色清晨》开始就是和她在一起，每到我的一个想法在制作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我自然会想到她。创办制作公司的初期，我们都不懂经营，但她勇敢地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开始承担制作人的角色。一个人到中年还敢于和自己挑战，是需要强大精神支持和勇气的，小婉做到了。这次我们拍《恋爱中的宝贝》，又一次经历了创作和制作上的严峻考验，我孤独一人在外的时候，她在手机上发来一条信息，让我刻骨铭心：你相信我的耐力和安全！她让我深深感到合作的力量。一个好的创作集体是艺术上成功的保证，是你能够向前冲锋的坚实后盾。我们在一起奋斗的这些年教我学会了与人合作。” 谈到李小婉，李少红言语间满是混杂着感激与内疚的深情，特别是小婉在拍摄《大明宫词》时给予她的几乎无条件的支持更令她慨叹。“我和郑重、王要写剧本的那段日子，小婉为我捏了一大把汗，真不知道那些个日日夜夜她是怎么过来的。她是我们的第一个读者，她的心时时刻刻跟着剧情跌宕。当我揣着完成的剧本回到北京时，我的兴奋和粗心让我忽略了小婉的头发染成酒红色，掩盖着一个残酷的真实，她的青丝已经渐渐花白。” 李少红的眼圈不由自主地红了。“后来为了配合剧本风格的变化重新做各种造型，是小婉最艰难的时期。要改，前期已付出的投资怎么办？后面超支怎么办？我想她掩盖下的青丝继续在变白。我开始痛恨自己，真的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可我不能看着穿这样装束的人说出那样的话，演绎出那样的故事，一切不都成了笑话？小婉当时不一定完全明白我的狂想，但是她懂我，我们之间有着基本坚实的信任感。” 而对于那些年轻的伙伴，李少红笑言自己在他们面前很少扮演“知心大姐”的角色。“我经常‘戳’他们，说话特直，不好听，其实我是以过来人的身份，为了他们好。”李少红开玩笑说他们的经纪公司有点像托儿所，她和李小婉在这里各司其职。大家因缘分相聚，感情深了，有的留下来不走了，有的走了，也有的走了又回来。并不强求，来去自由。不只是工作的搭档，更多的已是人生中莫逆朋友。“我们这份职业很辛苦，工作、生活经常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开，所以使得我们更加珍重人情。” “小婉是那种很重感情的人。爱每一个艺员像爱自己的孩子，连她自己儿子都享受不到这份感情。记得4年前她带周迅去一个录音棚试唱，周迅唱完，没等大师开口评价，她站在后面已经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而且热泪盈眶。大师头甩她一句：你是她母亲吧？我在旁边直拉她的衣角。经纪公司不是演员的保姆，干爹干娘，也不是他们的账房。我们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相互的责任关系，有关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建设，专业发展道路的设计，以及共同承担人生中的所有坎坷。小婉在其中不断完善，付出最多。我是看着她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俩有分工，我扮白脸，她扮红脸。这点秘密跟你一说今后不管用了！”李少红说完大笑起来。 “上帝是公平的，给予每个人不同的才能，吃屎都能吃到尖儿，那还不成人精了！总会有一个领域是你最擅长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域，发挥出最佳状态，好的合作就是把各自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她说这不是表示她谦逊，是她作为受益者的真实感受。但对合作者的选择标准，李少红有另一番说法。合作不意味着顺应，而是挑战，相互能够形成刺激，互补；一味的顺应不可能长久。所以不一定选择你的同类、同年龄，艺术上投缘就行。 一种个性 去年李少红经历了她迄今最艰难的一次创作。拍《恋爱中的宝贝》的整个过程是她和年轻人的一次艰难的对话，一次全新的尝试。片中的宝贝是一种精神，她和改革中的城市一起长大。她的恋爱极其疯狂，充满激情，然而又畸形。李少红想摸索出一种描绘出他们精神的影像语言。她说我们这一代文学已经开始退化，他们是不再依赖文学的一代。太多的网络虚拟世界的影像，卡通、电子游戏、电视节目、DVD、卫星，世界已经难于用语言和文学描绘了。他们都患有相对上代人的“失语症”，依赖影像和声音述说。 她和郑重、王要做了3年剧本。推翻、修改，也许是这个过程给了她更多了解他们思想的机会，帮助她确立寻找独特叙述语言的信心。可在实际拍摄中，这些都变得十分具体，并不那么容易。 “《大明宫词》坐蜡的是郑重和王要，这次轮到我了！他们谈的很多感觉写在文学剧本里很生动，但用什么样的影像体现对导演是个很大的挑战。我领会他们的精神不是用言情剧和生活剧的方式可以体现的。那些手段已经不足以描述出现代变异的精神。文学和影像表述之间存在微妙的区别。我曾在地铁里看到一个人，她眼睛里一定出现了某种幻象，好像一排空座上坐满了人。她的任务是说服他们每一个人，吸收她做清洁工。她一路走一路大声地连比划带说。真正有形的人反倒站在她身后，用奇怪的眼神看她。如果这是一段文学描述，你会选择如何表达？” “过去我大概会去注重我肉眼看到的景象，现在我可能对她眼里看到的东西到底什么样子更感兴趣。还有她的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绘画演变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人们逐渐在向精神领域探索。印象派不满足于写实主义的沉闷，开始追求个性化的感受，让光线和色彩占据整个画幅。然后毕加索又把平面透视立体化，于是野兽派、达利等等，越来越趋于深入精神领域。甚至音乐的近代发展也不例外。影像也许相对更难，尤其是活动影像。它的写实性被强调了近百年，不容置疑。” 她的选择也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也让她打开了想像力的闸门！整个拍摄过程她是在和自己搏斗，兴奋而又艰难中度过。可想而知当她最后被一阵心绞痛从床上弹起来的时候已经到何等心衰力竭的程度。经常一场戏她可以想像出完全意外的拍法，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措手不及。于是科研之风在《宝贝》摄制组盛行。为一块桌布飞下来的镜头，从产生这个想法，到实施完成用了7个小时。其中所有部门的人都献计献策，没有一个人放弃。李少红说这组人太伟大了！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想法，没有《宝贝》。但她又批评自己这种土法炼钢不值得提倡，在现代电影工业中太作坊了，可取的是大家对电影热爱的精神。“拍完《宝贝》，锻炼的不光是我，成长的还有我们整个摄制队伍。” 《宝贝》去年8月中结束拍摄，但后期制作至今，李少红的新想法还在不停地钻出来。除了争取到曾完成《天使艾米丽》的法国特技制作公司的合作外。这部影片的音乐也邀请到法国和日本的作曲家加盟，大胆使用了电子音乐。这部代表新一代人精神的电影，能否刺激一下中国电影日益贫乏的想像力？宝贝能带领我们一起飞翔吗？着实让人捏一把汗。 而李少红已经瞄准了下一个目标，策划拍摄一组短片——又是出人意料的一步。(文/戴婧婷、摄影/李凯文) 责任编辑:刘家昌第 1 2 3 4 页 李少红 ：逃往内心 文／何东 整理／萨满 图片提供／荣信达 红色象征着什么?反叛、勃勃生机和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情? 红色对女人象征着什么?鲜血的颜色?做女人时的颜色?做新娘时的颜色? 红色对李少红象征着什么?《血色清晨》?《红西服》?《红粉》?《橘子红了》? 红色始终被李少红作为穿梭和交织于现实和梦魇之中的图腾。这梦魇还正在日趋阴柔地走向自我。 或许，红色还更接近我们内心深处的伤口：爱情的创痛，生命的迷狂，直至最终的死亡。
欣赏精致如李少红的作品，需要把心情和环境调理得同样精致，才带得来极致的快乐。 只有女人才独爱那一种精致。谁在意它是不是正史?谁管它符不符合逻辑?谁追问它忠不忠实原著?只要有那随处可见的清丽画面，“晓风过处，乌丝轻扬；衣裙飘飞，衣带当风。”只要有那不露痕迹的华丽镜像，像蘸透了水的国画般的影绰。在梦境般的画面中，看电视的女人与李少红惺惺相惜着，你怜惜着她，她体恤着你。 李少红 创作中近乎完美的精致与用心，女人是了解的，甚至是感动的。 可是，尽管她营造的氛围香艳、大气、奢丽华贵，但似乎有一个巨大的幽闭场，或偏僻悠远，或高墙深院，再加一个令人窒息的人际空间，恰似一个牢笼，有太多萧瑟的成分，太多孤寂的内涵，太多致死的真实。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李少红作为一个女人，既拥有一份性别的骄傲与反抗，同时又包含着一份性别的自我否定乃至自毁的无奈吗? 躲在电视后的女人不禁对这个躲在幕后的女人的内心产生了兴趣。 找寻不回来的世界 李少红 独白：“我在14岁之前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11岁的时候就来了月经，当时母亲不在，是父亲告诉我应该如何处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和另一种人不一样。我跑进厕所，关上门哭了。我觉得自己很不幸。我将这一生理现象视为一种痛苦、一种麻烦，而它将伴随我大半生。没有人告诉我它真正的意义，告诉我它是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意味着我的成熟。我想生活在我那个时代的同龄女孩，受到的性教育大致和我差不多。这并不是父母的错，说起来又扯到历史、社会呀。不说了。” 当一个少女本当阳光灿烂之时，她却对自己的性别毫无明确意识。甚至在懵懵懂懂之间，那一段本该色彩绚丽的少女年华，就被特定的社会背景粗糙强硬地“磨砂”过去了。对于历史，任何个人都是无权也无法去追究和埋怨的。但碰巧成了一名导演，她可以通过艺术手段，完成对历史的某种追查和审判。 有人说，李少红是一个精神与文化负担皆重的导演。随着年龄渐逝渐长，生活的点滴也沉积出分量。或许就是由于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让李少红有了特殊的内心敏感，她才会在以后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去追寻那些被丢失的少女时代。 女人本来就是细碎和易感的，但心灵中不着边际的呼唤和渴望在刻板生活中却显得那样奢侈，那样容易被男性社会忽略，甚至嘲笑。 对于种种关于她作品的异议，她这样回答：“我真正关注的是我自身的体验。不论从性别的角度，还是从人的角度，我都不可能有别人的生活体验，别人也不会有我的。我具有我自己的独特性，这就是一种生命力。事实上，正是这种生命力在潜意识地影响着我创作和思想。” 被丢失的少女时代 李少红 独白：“14岁我有了一个弟弟，父母的视线和关注自然地转移到他身上……这年的冬天，我走了，揣着父亲写给某军区副政委的一封信独自一人上火车，离开了家。火车开了。父亲跟着火车跑，很像电影中的情节。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以为他对我的走并不在乎。后来知道，他回家三天闷闷不乐，几次到邮电局写好电文：速归。然后又撕了。如果他没撕，发出去，我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真后悔，不该赌气离开家。一个14岁的女孩子，提着人造革旅行包，在距家千里的山城出了火车站，满心想的是‘再也不回家’，这有多荒唐!假如真有父亲的电报，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家。我只是想知道父母还爱不爱我。如果回家，我可能会念完高中，可能会下乡，也可能去了工厂，后面的路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我的固执和父亲的犹豫，改变了原有的轨迹，把我推向另一条生活之路。” 李少红 在她当初的军旅生涯中遇到了尴尬：军装发到她手上，因为个子太小，挑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最小号的内衣裤，大得可以装下两个她。即使如此，李少红当时也没有后悔，入伍第一个晚上，她始终都在笑，兴奋极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穿起男女通用的大裤衩，把自己塞进肥大的军裤，系紧一尺八寸的细腰；再把长得能装进一条腿的袜子的前半截剪掉，粗针大线地连起来，穿上就去跑操。什么姑娘用的香皂、擦脸油、发卡，统统都被她丢在一边。李少红就这样开始了她的“铁姑娘”生涯。没多久，李少红又和30个女兵被分到一个男兵连参加野营拉练。每天山地行军90多里，步枪、米袋、被子，负荷重达18公斤。转眼到了夏天，部队要求女兵把白衬衣扎在裤子里，女兵们直到这时才互相看出自己不同于男兵的体形和性别特征，可谁也不敢第一个出门。 这种特殊的经历，会在一个女人身上留下太多不可磨灭的痕迹。李少红虽早已身为人母，却仍然能从她身上感受到很明显的军人作风。她身上很少找得到少女式的妩媚、撒娇和忸怩，为什么?在她长大成人的整个过程中，根本没人教过她这些。她曾这样自叹：“那个年代在我心目中是‘中性’的。我不反抗自己的性别，但在现实生活环境中，我却按照多数人的期望塑造自己。现今，我已有了自己的女儿，我下意识地从小向她灌输女性意识，也许是对自己的一种补偿。她女孩儿味十足，但我也发现，她特别脆弱、娇气。我开始怀疑这样对她长大后是否有益，我也许害了她。女性应有的气质好像是人为塑造的，除了生理特征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尽管李少红对过去的年代不无埋怨与失落叹息，但这一切却又在无意之中造就了她在创作中不可替代的个性特色。至少，她的作品可以引起无数有过类似人生经历的女性的强烈共鸣。然而任何人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又都充满怀疑和矛盾，一旦当她作为女人，有了自己作为人生的真正“作品”——女儿时，并且为弥补自己的缺憾开始塑造和培养女儿之后，她自觉不自觉地，拾起自己曾经强烈否认过的女性的社会标准，开始对女儿的一点娇气、脆弱表示严重质疑了。 疲累的唯美主义者 美，是女人一生最在乎的。从外表进而精神——从爱美进而爱智慧——哪怕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理念的美丽摹本。李少红最近执导的电视剧，从服装到布景、从台词到化妆、从道具到拍摄都已唯美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这是外表的，还是精神的呢?有时候，追求唯美是一个不太讨巧的做法，累人累己。 做一个唯美主义者是很累的，一不留神就可能变成偏执和追求绝对。如果在某个主义前加上个“唯”字，它往往成为单一的线条，缺乏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的均衡与节制。这是一个互补的理论。 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李少红有多么唯美，她穿着既不光彩照人，待人也不圆滑老道。在片场，她通常是一身工作服似的普通装扮，军人似的干脆利落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她一开口就让人无法忘记，机智尖锐、直言不讳、观点鲜明、态度率真。朋友评价她待人接物总是带着孩子气。 但她勤于思考，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拷问一切，用近乎唯美的一丝不苟态度。她随时会对周围的一切产生质疑，包括对自己。 她说：“所谓‘职业女性’，正是当下时髦的一种性别称谓，而且有很多经济收入不菲且社会地位也不低的女人，都会因为自己是‘职业女性’而感到相当骄傲。其实在‘职业女性’的背后，也包含了很含混、暧昧的双重含义——首先是一名女性的社会义务：女儿、妻子、母亲、儿媳；其次才是女性在社会公众层面的被承认：比如事业、地位、成就。当然，成功男士同样也会面临上述两层社会含义的‘考核’，但和女性截然不同的是，如果哪个男人放弃前一种义务，比如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丈夫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都会得到最充分的社会原谅，甚至还会因此获得‘他为事业连家都顾不上了’之类的性别赞扬：而女人则不同。” 虽然如此反感男权社会的话语霸道，她还是忍不住这样忏悔道：“有一次，我的合作伙伴对我说：‘离开剧组，你对先生讲话能不能不用导演而是用妻子的口气?’这句话对我内心的震动非常非常大。于是突然回头想到：我平时在家里对丈夫、对孩子，是不是说话办事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妻子和母亲的状态了?后来过了很久我还在为她这一问感到辛酸，我明白自己无意中失去的都是女人最天性的东西，而这恰恰是从我当导演第一天开始就很不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回想起来也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李少红 就是这样在觉醒和无奈中反复着，在压抑与自我压抑中徘徊。 终究还是男道尊严 我曾经当面问过李少红：有没有争做中国第一女导演的愿望呢?听此一问，李少红笑得有些无奈：“悲观一点说，当‘女性导演’被你作为一个特定群体这么提出来，就已经暗示了某种不平等。本来有数的几个女导演就已经都在一个大男人的氛围里被笼罩着，我对自己的要求，充其量就是追求一点自己的个性满足而已。就像《大明宫词》剧中武则天的结局，死后无非就是给她立了一座无字碑，对她的功过一句不谈，这究竟象征了什么?武则天费尽心力‘齐家治国平天下’整整50年，最终她顶多能算李氏天下一个儿媳妇。” 导演不是一个女性化的职业，它要求女人付出的太多。这是一个以男性占绝大多数的职业，来自男性眼光的好奇、质疑、批评，就无可逃避并时常令她陷入性别尴尬。她常常都会面临这样的提问：“你作为一名女性，为什么要选择去当导演?”“作为一名女性导演，您是不是感觉自己做得很难?”既然这种性别判定已先入为主地摆在她面前，无论她如何作答，都显得自己有悖世俗常情甚至不近“男情”。 或许做一名女导演多年，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李少红并未因为来自各方面的负面评价，就在自己的创作上有所妥协和收敛，而是更坚韧地坚持她独特的创作个性。如果说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导演的味道，在《红粉》只算开始的话，那么到《雷雨》则是比较大张旗鼓了，到《大明宫词》时已经是发扬光大了。而到她最新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其主观化的个性表现，甚至已经到了不管不顾的地步。 她不断地这样声明：“所有这些，仅仅就是属于个人的一种‘艺术实验’，既不具典型性，更不带普遍性。” 从最初萌发出所谓“女性视角”的《红粉》开始，后来到《雷雨》、到《大明宫词》再到《橘子红了》，李少红每一次对男性尊严所发起的反抗，都要比上一次创作来得更激烈也更彻底。然而从她一系列艺术“反抗”背后，如果认真仔细一点，我们又不难发现这样一条“剧情”发展脉络：由起初对男性世界的强烈期待，到久久盼望而不得，最后剩下的就是女主角精神崩溃和走向死亡了。以前一直认为，李少红所执导的作品，都是完全彻底的女人故事。然而再看清楚一些之后，我却更从她的作品背后感觉到男人世界的强大和威严。单就这一点而言，无论“繁漪”也罢，“武则天”、“太平公主”也好，最后到“大妈”、“秀禾”，都同样还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女导演的叙事窠臼 文／戴锦华 优秀的中国女导演李少红以她的《血色清晨》——一部改编自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1990年)的影片，触及了中国社会及中国乡村生活中的残酷与荒诞；那么，李少红的一部电影艺术构成十分精美、圆熟的作品《红粉》(1995年)，却暴露了类似建筑在“超越”的艺术原则之上作品，所可能与必然携带的性别表达的悖谬。如果说，一个风流公子与多情妓女的滥套故事被放置在49年以后、封闭妓院、改造妓女的背景中，其间原可能包含着一种颇为丰富的意味，但得自于男性作家苏童的原作、甚或有所加强，影片《红粉》成就了一个女人挤压乃至戕害于男人，并借此苟存于酷烈的大时代的故事。其间的女性角色不仅并非叙事视点的发出者，绝少与变迁中的历史发生正面连结，而且她们也很少成为画面的视点的占据者与“看”而非“被看”的中心。 有趣的是，这些由女导演拍摄的、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以女人为主人公的影片中，不仅大都与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与叙述语言一般无二，而且电影叙事人的性别身份、视点、立场亦含混而混乱。在这些明确地试图凸现女性生存及文化现实的影片中，“女性”却更深地陷入了话语的雾障与谜团之中。她们的影片常以一个不“规范”的、反秩序的女性形象、女性故事始，以一个经典的、规范的秩序——道德——婚姻情境为结局；于是，这些影片与其说表现了一种反叛或异己的立场，不如说同时表达了一种归顺与臣服；如果说它构成了某种稚弱而含混的女性表达，那么它仍处处显现出男权文化的规范力。类似影片的表达常在逃离一种男性话语、男权规范的同时，采用了另一套男性话语，因之而失落于另一规范。叙事的窠臼成就了关于女性表述的窠臼。不是影片成功地层示了某种女性文化的或现实的困境，而是影片自身成了女性文化与现实困境的症候性文本。 与其说类似“女性电影”的出现，意味着女性意识的再次萌动与觉醒，不如说它只是间接地折射出女性社会、文化地位的下降已开始达到一种难于熟视无睹的程度。与其说是女性导演们以一份清醒的性别的立场与自觉意识到了一种反抗的必需；不如说她们只是以某种社会敏感或接受社会现实暗示的方式，试图捕捉自己所体验到、并不令人快慰的现实。但正是这类影片，比那些尝试超越或隐没创作者性别身份的电影更为清晰地凸现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化的困境与悖谬。用一个笔者所偏爱的说法，这是一次颇为典型的“逃脱中的落网”。 ——节选自《性别与叙事：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
1969年当她还是北京第11中学初二学生时，到四川军区独立第二师当兵，搞宣传工作。 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82年在北京电影厂任导演，相继任影片《包氏父子》、《出门挣钱的人》、《清水湾，淡水湾》等影片的副导演。 李少红 近年独立导演的“创作年表” 1990-1991年执导电影《血色清晨》； 1992年执导电影《四十不惑》； 1994年执导电影《红粉》； 1996年执导电视剧《雷雨》； 1997年执导电影《红西服》； 1998年执导电视剧《大明宫词》； 2001年执导电视剧《橘子红了》。 (文／何东) 责任编辑:刘家昌第 1 2 3 4 页（来源：新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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