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的记忆和心声（文学之窗）

　　张黎

　　二战结束以来，几乎每一代德国文学知识分子，都未忘记用他们的笔反思和清算本国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及其影响。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但为本国人民正确认识和对待法西斯时代的历史，也为赢得周边受害国人民的信任做出了贡献。

　　60多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德国文学知识分子曾经是一支令人尊敬的力量。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就无情揭露过法西斯势力崛起的苗头，告诫世人警惕这股恶势力。希特勒“啤酒店暴动”后，剧作家霍尔瓦特立即以这场闹剧为题材，创作了《意大利之夜》，揭露纳粹势力的蛮横嚣张，批判右翼社会民主党当权派的政治麻痹。德国文学知识分子这种高度政治警觉性，招来纳粹党徒的嫉恨。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最先遭到打击迫害的就是他们。

　　据德国文学史家统计，希特勒统治时期，被迫流亡国外的作家约有2500人。其中有的参加了西班牙共和军反对佛朗哥法西斯势力的战争，有的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和地下抵抗运动，有的与苏联红军一道经历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大会战，还有的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这些作家身在异国，远离理解自己文字的读者，只能凭良心为抽屉而写作，待日后机会来临，再公诸于世。他们虽被褫夺国籍，流离失所，却常以乐观的态度，视自己为老子、屈原的同道，称他们是世界“流亡文化”的鼻祖。正像剧作家布莱希特所说：“中国诗人和哲学家出走流亡，像我们的作家进学士院一样，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许多人多次出逃，如此从事写作，仿佛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正是这些流亡的反法西斯作家，经过十几年默默无闻的笔耕，创造了德国文学史上又一次辉煌。

　　二战以后，德国文学界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一批从俘虏营出来的前纳粹士兵，逐渐成了德国文坛主力，他们依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创作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和反思法西斯罪行的文学作品。如东德作家赫伯特·奥托的长篇小说《谎言》，描写了一个纳粹士兵，在苏联俘虏营里学会了辨别真正的敌友，揭露了手上沾满苏联平民和游击队员鲜血，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混迹在俘虏营里，又杀死两名弟兄的上司。小说结尾时，这个刽子手随着联邦德国被释放的战犯，发表了一通“和平誓言”，得以逍遥法外。作者借此提醒读者：警惕这类撒谎者。鲁道尔夫·彼得斯哈根在自传性小说《良心的骚动》中，描写了一个纳粹指挥官转变为一个军国主义反对者的故事。作品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还拍成电视剧，受到广泛欢迎。此外费曼、图尔克、康特等人的反法西斯题材作品，都得到官方和批评界的支持、鼓励。

　　同时期西德的作家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从俘虏营出来的李希特和安德施，因在他们主编的《呼声》杂志上表达了一些所谓“新式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违背了美国占领军当局扶植西德成为欧洲“复兴资本主义制度桥头堡”的战略而遭禁止。后来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松散的文学社团———“四七社”，逐渐吸引了日后西德文坛上的主流派作家。这些人因坚持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在阿登纳时代被蔑视地称为“不顺从主义者”。他们坚持文学“表现现实，改造现实，创造现实”的方向，顶着阿登纳时代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捍卫了前辈作家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学传统。如海因里希·伯尔，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便在他的作品中批判地表现了战争的野蛮性和反人道性，批判了法西斯鼓吹的“英雄主义”，“民族主义”，批判了为战争培养炮灰的军国主义教育制度。后来，他的长篇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围绕世袭建筑师费麦尔一家祖孙三代，在各自建设、摧毁、重建同一座寺院过程中的不同经历，描写了德国军国主义50年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尖锐批判了军国主义与教会政治。此外，保尔·沙吕科、马丁·瓦尔泽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描写了现实生活中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复辟活动。这些作品的警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60年代以后，作家们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艺术探讨，又深入到了新的领域。霍赫胡特的剧本《上帝代理人》以梵蒂冈驻柏林公使李嘉图为中心人物，描写了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所采取的沉默纵容态度，揭示了教皇为了让希特勒放开手脚进攻苏联，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传播，放纵纳粹大屠杀。这部戏于1963年公演后，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引起一场关于法西斯主义与基督教问题的大讨论。此后，作家们较多地触及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法西斯意识形态影响问题。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德语课》，描写了一个纳粹时代的普通警察，二战后依旧像从前一样，把监视画家汉森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作者借这个小市民的机械思维方式，揭示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和影响，告诫读者：彻底清算法西斯意识形态流毒，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07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