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嘢讲

　　少年宫的资源能否平等分享？

　　儿童节当日，设施先进的广州市第二少年宫落成，吸引了不少市民家长们的目光。与孩子们美好而天真的憧憬形成反差的是，我们这些家长并不是太过于乐观。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的孩子能平等享受到新少年宫带来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吗？

　　老市民都会清楚，每到少年宫招生的时候，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往往是连夜排队争取报上一个名。毕竟，偌大的广州市，市一级的少年宫只有一个，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得到政府在这方面投入的教育资源。所以，家长们对于用排队来竞争政府教育资源的方式和“传统”并没有多少的异议。但是少数的“特殊人员”却能往往能通过一个电话就轻易易举地分到一杯羹。这才是很多家长不满之处。

　　报道中还提到，在珠江新城中轴线建设少年宫，体现了城市管理者“把最好的地方留给孩子”的城市发展理念。但是，对于少年宫来说，在中轴线上是不是就是最好的地方呢？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只知道，珠江新城是一个高级商务区，居住区不多。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公共交通也不方便。唯一方便的是那些居住在附近高级住宅的少数人家。不过，既然已经建起来了，我们这些家长们也不会计较这些事情了。假如9月份开学时，自己的小孩能报上名，多花点时间，多转几次车也是值得的。　亦凡

　　“住宅禁商”效应的分析

　　从5月1日起，广州开始实施“住宅禁商”，这是近年来的二度“禁商”令，这次“住宅禁商”的大背景是国家对房地产业在各个方面实施宏观调控。回顾上一次的“禁商”令在执行了约两年多后便悄然开禁了，所以也有业内人士对这次的“住宅禁商”抱有观望态度。“禁商”令这面红旗能打多久？

　　一方面，“住宅禁商”对于居住者而言有充足的现实理由；而另一方面，便利适宜的办公场地对于从商者同样是不可或缺。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政府除了行政手段以外，也应该考虑市场手段与经济杠杆。前不久，市发改委曾出台政策，对于进驻珠江新城的金融业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那么，是否也可以考虑对市内的中小企业以及中低端的商务楼宇给予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呢？

　　同时，“住宅禁商”背后所代表的种种理由和事实，或许提醒我们是时候考虑更多灵活的营商方式了。广州虽然有悠久的商业贸易历史，但是在商业形式的创新上却并不领先。例如新兴的电子商务，广州一直落后于京沪等地，广州商人多数仍然坚守着传统的现货现易方式，这种传统的交易方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现实当中商业场地短缺以及商住功能冲突的矛盾。

　　近年来，由于交通、环保等原因，市区内的工厂、仓库等纷纷外迁，其在市区遗留下来的工业仓储用地往往很简单化地直接调整为居住用地，如原市内的工业大道北已变为了“居住大道北”了。不可忽视的是，正是原有工厂区为城市创造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果现在简单地一搬了事，很容易造成城市的空心化以及由于工作地与居住地分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对于类似“住宅禁商”这种大范围涉及各个区域各个行业的政策来说，似乎更有解决问题的实际意义。　王瀚

　　外来人口管理应有激励措施

　　南方都市报6月4日A2版刊登了一篇周少锋先生关于取消外来人口管理费的文章，笔者看后深有感触，对周先生观点深表赞同。

　　广东是外来人口流动大省，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大一点来说也是建设和谐广东的需要。据统计，广东青少年对广东社会存在一大担忧和一大不满，担忧是就业问题，不满则是社会治安问题。出于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考虑，对流动人口拒不办理暂住证等行为制定相关的处罚措施。表面上看是对外来人口管理的一大措施，值得肯定，但效果却未必如愿。就像周先生说的“很多外来人员并非不想办理暂住证，而是因为在办理暂住证的时候，要缴纳的费用过高。”笔者觉得，管理的第一职能是激励，对于管理外来人口方面，也应有相应的激励措施，而不能一味地依赖以处罚措施为主的负面激励。否则，动则处罚，会让有些人员把查处暂住证当作一敛财的途径，其衍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容小视。

　　因此，笔者认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首先是端正心态，把加强对外来人员管理当成是维护社会治安与社会稳定的大局来抓，而不是把其当成增加地方税收的一大措施。对于外来人员办理暂住证一年只收取5至10元工本费。或者政府加大此方面的投入，就像周先生说的取消征收外来人员管理费，取消对办理暂住证的一切费用。在此基础上，对于那些拒不办理暂住证的人员理所当然应制定相关的处罚措施。其次，对于办理暂住证的人员给予相应的市民待遇，比如对于办理暂住证年满一年或两年的应给予医疗保险优惠、给予选举权方面的权益，尽量考虑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这个城市，而不是总给人一种“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家”的感觉。　何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