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又在瞎起哄(沈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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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客又在瞎起哄(沈嘉禄)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沈嘉禄 2005年6月7日 10:37

　　又有一个人跳楼了。生命在极短的时间内以绝对的方法短路。

　　这些年来，城市里的自杀事件在增加。南京长江大桥成了自杀的优选点，以至一些好心人自发组织起来值班，发现在桥上有来回踯躅、目光呆滞的行人就上前干预，据说此举将不少想不通的人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上海的卢浦大桥在设计时有两条攀向桥顶的观光通道，但竣工后发现桥顶可能成为自杀者向世人展现生命最后辉煌的“跳水平台”，所以大桥通车两年来一直不敢向公众开放。在一些新落成的办公楼里，我发现窗玻璃都是密封的，即使可以打开，也只能向外推出巴掌宽的一条缝，为的就是不让自杀者“有隙可钻”。

　　但还是有人通过种种方法站到了大楼的窗外平台或大桥的顶端，他或她要向世人展现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委屈、耻辱，以及难以启齿的种种尴尬。自杀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会涌起刹那间的留恋、动摇、悔恨，这个时候，是挽救他们的最好时机，分分秒秒都不容错过。于是有人打电话报警，救护车和消防车在第一时间出动，谈判专家千方百计地与自杀者接近。结局无非两种：成功解救。另一种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但不管哪一种结局，某些聒噪的社会学家都有话说，他们学术性地将自杀分成软自杀和硬自杀。那种爬到桥顶或楼顶喊着要自杀的人，其实并非真的要跳下来，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宣示他的诉求。欲跳非跳为软自杀，而看也不看下面是否有人走过，眼睛一闭就往下跳的人，算硬自杀。

　　不管是软是硬，命悬一线，地球的吸引力不可抗拒。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在我们许多城市里，却有许多人在围观，并且起哄。我不想举太多的例子，就说近半个月之内吧，5月21日，桂林一中年女子站在香江饭店第11层的窗台上欲跳楼，围观者簇拥在楼下看热闹，据当地媒体报道：围观者情绪高涨，像在看白戏，“有的人甚至说着风凉话，她肯定不会跳，有人还拿着望远镜观察，更离谱的是一中年妇女居然手提着几只望远镜向围观者叫卖。”这个兜售望远镜的女人应该是中国最具商业头脑的人吧。

　　还有一起就发生在昨天（6月3日），上海，一青年女子爬上一幢正建高楼的窗外平台，与往常一样，围观者总是比警察先到现场。据媒体报道，围观者有“数千名”，场面颇为壮观。到后来，“起哄的现象也越发严重。”“一群小伙子满脸嬉笑”，每当那个自杀者接近边缘，“他们就会发出一阵欢呼”。一群女学生唧唧喳喳地说笑着，不时喊上两句：“快跳啊！”那番激情似乎在欣赏一场明星演唱会。受狂躁气氛感染，一个老外也兴奋地扯开嗓子喊：‘跳下来！’”

　　与警方和亲属对峙十个小时后，这个青年女子最终还是耸身一跳，重重地落在充气垫上又弹到地下，送医院抢救，但因脑干受伤太重而死了。

　　围观者带着满足感散去。但你们得到了什么？仅仅是目睹一个生命惨烈终止的经历吗？这种经历比一个生命还重要吗？如果自杀者是你的亲人好友，你也会狂叫“跳下来”吗？嬉笑的围观者中，又有多少人能够体会或想象自杀者彼时的纷乱心绪？你们的笑声，是刺向自杀者心脏的最后一刀。

　　狂躁喧腾的围观场面，总让我想得很远，比如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描写的场景。他老人家早在八十年前就狠批过中国人的看客心态，一句“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将中国人的劣根性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今天，这种心态并没有因为中国人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宽敞甚至有了私家车而有本质的改变。一小孩掉进河里，围观者达几十上百，但没有一个会跳下去抢救；一女青年在公共厕所遭流浪者强奸，也没人挺身而前去搭救；一青年钱包被几个歹徒抢了，并挨了数刀，血流满地，也没人上前制止……这样的报道总让人沮丧、悲凉、愤怒。前不久某城市发大水，一记者在现场守候多时拍下一组骑自行车人掉进窨井里的具有动画效果的照片，刊发后引起舆情激烈争议。上海有一个社会学家轻飘飘地说：此为记者职业操守所系，并可以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我忍不住要骂人了：狗屁！窨井盖掉了，发大水当然要伤人，这已经不是什么海外新知，何必要牺牲一个行人的生命安全来提醒社会关注？

　　在中国，能说会道的社会代言人很多，思想者很少。受苦受难者很多，同情者很少。老板很多，慈善家很少。武侠小说的读者很多，具有侠义精神的人很少。进庙烧香拜佛的人很多，真正具有宗教救赎精神的人很少。热衷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很多，勇于解剖自我的人很少。婚外恋包二奶很多，能够倾诉隐衷的对象很少。也因此，看热闹的人很多，因为这无损于自己一丝一毫，而从别人身上得到教训或教益的却很少，结果是可以想象的：看客很多，而且这个群体还在可怕地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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