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观点集粹：穷人为何“没有信用”？

　　压力大，是因为期望值高。但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情况又证明，这种期望其实是有些虚妄的。6月3日《劳动报》报道，许多高校毕业生成了“新贫白领”，“昂贵的房价与‘缩水’的薪资形成对比，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不仅如此，有些地方更是对大学生开出了600—800元月薪的“保姆工资”和“农民工价”。如果单从这样一个结局看，高考生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感到焦虑的———这样薪金水平的工作岗位，不受高等教育也不难找到。

　　高考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公共事件，而高考日期的确定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设计问题，既然是设计，就必须要讲究技术性、合理性及便利性，要减少社会为这个设计而付出的成本，并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现在的高考日期，实际上仅仅是有关部门对以往高考日期的一种惯性选择，而没有考虑到公共政策对公众的便利性和服务性。

　　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涉及到谁，都应当让人们自如地进行社会交谈，让人们自如地表达他关于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所有感受、经验与理念，让人们自主地获知他所愿意知道的公共生活以及他人境况的信息。因为从道路以目的古老时代到古拉格群岛的生活现实都证明，一个社会非此则不会有个人的社会化存在，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公共生活，非此社会不成其为真正的社会，更遑论“和谐社会”。

　　房产商们学乖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房价“绝不会降”这种论调的话，固然会在信心上挺住了市场，然而，这很可能迎来政府新一轮更猛烈的干预，这种干预进一步挤压他们的利润空间—而他们的这种妥协姿态，则很可能会软化政府调控的力度，在混淆市场视听中获得干预的“同情”，从而在缓兵之计中保住利润空间。

　　违反科学规律的污染治理观、考核指标中政绩优先的指导思想，最终都会造成所谓的环境污染处理“政绩问责”，其效果就跟“归零”的污染处理一样，等于零。

　　不止雀巢，包括亨氏、宝洁、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表现都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他们似乎在中国遵循的是和在欧美大不一样的规则。不少跨国企业已经学会了如何入乡随俗，如何以中国特色对抗中国特色，以及如何与政府进行公关。

　　现实中的台海局势，连战宋楚瑜来大陆，两只熊猫到台湾，都是一些指向和平的迹象。不管其结果如何，政治暗杀都是一件卑鄙的事情。而大陆虽然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又有了《反分裂国家法》作为动武的法律依据，但是“和平统一”始终是第一诉求，如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所以，我要乞求上苍:老天啊，千万别让我的孩子真的收到那样的礼物！

　　公务员以小赌名义行贿受贿,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秘密”。而打击官员赌博,也是该司法解释欲重拳出击的“溃疡点”。对公务员小赌的语焉不详以及“人性化”,正好为腐败温床留了一道“升温”的口子。

　　“高考移民”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在目前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省市区考生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笔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对“高考移民”现象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制定统一的政策来规范。这个政策应该尽可能照顾各方利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有了统一的“高考移民”政策，不仅让那些有意“移民”或已经“移民”的考生及其家长心里有了底，有利于他们自行作出选择、规避风险，而且让各地教育部门在封堵“高考移民”时有据可依，让封堵行动更加规范，避免草率行事、前后反复。

　　从洪灾发生当天官方报告死亡9人开始，质疑声就一直不断。在不少公众眼中，官方统计口径下的死亡人数与洪水过后的满目疮痍实在不相称。自然灾难的死亡人数统计怎样才能具有公信力？答案很简单：公信力来自合理的制度安排。

　　更重要的是，把某些干部的违纪行为公开曝光，同时也就把机关人浮于事、疏于政务的现状公之于众了。53人占全县干部多大比例？涉及多少部门？公众自然会问。倘若人员精干、纪律严明，何致发生种种怪象。裁撤冗员，整顿纪律是不是比跟踪偷拍、惩治违纪更重要，更该下工夫？

　　对小额存款另眼相看，为何？我私下揣摸，“存差”太大说不定就是原因之一，尽管官方没有谈及这一点。信贷资金供过于求，银行在“劣质”的小额储户面前“一阔就变脸”，削减“存差”，穷人首当其冲，应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建行总行发言人说，他们并没有嫌贫爱富。只是建行、招行的做法若全面推广，那些拿三五百元月工资的打工仔、打工妹，年收入一二千元的农民，可能有很多难以确保自己的账户达到免却“经济手段”的标准，有被银行全面封杀的危险。穷人在信用市场上更加边缘化了。

　　明星为鱼肉，谁为砧板？网络，还是热爱明星的广大ＦＡＮＳ？眼下自然是网络承担了大部分的恶名，不仅电话号码是从网上论坛中广泛传播开来，更何况，最近的几则明星假新闻均是由网上的某个帖子而引发。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此事件发生后的反应，除了娱记们自发地呼吁保护明星隐私之外，大多数人并未站在同情受骚扰者的立场上，更多的是持一种反明星的心态冷眼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