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6月7日的《南方日报》报道，名师已成为高校新一轮竞争点，在这场人才大战中，华南师范大学出“狠招”，大力打造教学名师，明文规定45岁以下没有博士学位又没有在指定时间内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将给予惩罚，即将来有可能在聘任中受到限制。
提升教师的学历层次，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此挂钩，令人苦涩莫名，会不会又是一场轰轰烈烈但徒有其表的学历大跃进？“45岁以下教师不读博士将被罚”折射出某些人浓厚的教育焦虑症。我们的时代在教育问题上是如此的焦虑不堪，一种尝试迅速地走马灯般为另一种尝试所取代。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法不时地被改变。教育工作者根本对自身没有了丝毫的自信心，他们焦虑地关注着教育，急不择医地试验着各种药方，仿佛在这个领域中有可能再次从虚无中创造出来某种事物来。教师队伍对自身的价值和定义毫无知觉也毫无自觉，只能受制于机械、呆板的教学课程和教育体制。学校管理本身，根本就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一以贯之的共同体精神，有的只是对这种或那种空洞理论或说教的服从。交互的、纷繁的所谓创新性实验，实则是不折不扣的干扰，它让大学精神时断时续成为不可能逐渐干涸，它让教师们如被试验的小白鼠一样无所适从。
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中说：一旦在学术的追求中伴随着极端的个人利益、贪婪或者虚伪，那么就会严重威胁到人们对学术价值的信任。现在，学校突然拿出“硬棒棒”，让教师都往博士上面靠，这对教师们来说，公平吗？如果教师有真才实学而且颇受学生欢迎，那顶博士的帽子真得那么重要吗？要知道，学校毕竟不是博士满天飞的地方，而只是传授知识，传播文明的场所。最可能的后果就是，在博士大跃进的荒唐游戏中，许多人为了避免受罚而选择了读博，尽管可能采取的手段不一，尽管可能学无所成，但他们在机械的服从中保全了自己的利益。无需置疑的是，这种措施本身缺乏任何相关的法律依据，从中反映出我们一些地方的教育管理部门对法律的无知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充斥着妄自尊大的傲慢与偏见。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曾说过：我理解大学之所以大，不在学科齐全，而在于包容，要有养士的决心……中大有100多位教授是发放特殊津帖，不参与考核的，对于这些以学术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为什么要去量化考核呢？另外大学要承认科研的差异性……要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标准。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在成果转化方面做得很好，有很多专利，但论文相对少一些，在评研究员时出现争议，校聘任委员会授权我行使“酌情权”支持了他。普林斯顿并没有因为疯癫的纳什几十年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和主持过一项科研成果而解聘其教职，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拥有这样的宽容吗？———我们欠缺的是实实在在的制度环境！
中国的一些事情往往表演色彩太重，不是喊口号的人多，做事情的人少，就是干事情的人容易偏重于理想主义。“45岁以下教师不读博士将被罚”，只能是发生在校园里的一场“表演色彩太重”的闹剧。(稿源：红网)(作者：马廷刚)(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