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城血战 东北义勇军痛击日寇

　　邓铁梅夜袭凤城打得侵略者胆寒

　　邓铁梅于1893年出生在辽宁本溪一个满族家庭。1929年，他召集朋友150多人，收集枪支100多支，在顾家堡宣布成立东北民众义勇军，后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

　　据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希亮研究，“突袭凤城”是自卫军创立后，第一次显示抗日力量的战斗。进攻前，邓军连续多日侦察日军分布情况，队员扮作农民秘密潜伏在日本驻军附近的居民家，做攻城内应。

　　1931年12月26日夜，民众军靠着落雪的掩护，潜到凤城县城附近的三义庙，后兵分3路进攻凤城：一大队攻取老营房日本守备队驻地，二大队直取火车站，三大队进攻警察局、税捐局、东三省官银号等敌伪机关，另两小股部队于凤城站南北两侧破坏铁路和通讯设备，阻止日军从安东（今丹东）、鸡冠山两个方向增援。

　　26日零时30分，战斗的第一枪在车站打响。自卫军战士勇猛冲锋，逐渐对车站形成包围。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老营房，邓亲率部队以密集火力向院内开火，大刀队战士翻越院墙，几次冲进院内，遭到日军拼死抵抗，未能攻下这个据点。义勇军的另一部分兵力包围了守备队队部，还有部分兵力捣毁了县衙、公安局，砸开监狱放出被日伪逮捕的爱国人士50多人，烧毁日本特务平井贞一郎开办的药房。这次战斗共打死日本侵略者10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300多支、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子弹，缴获药品等物资。凌晨，日军增援列车开进凤城，邓率部撤退。

　　日军遭此痛击大为震动。日本协和杂志以《安奉路线遭难记》为题说“安奉线上的事情使我们胆战心寒”，车站的日本站长遭攻击后发出“只有待毙别无他路”的哀叹。夜袭凤城表现出东北民众“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慨。

　　“双枪女将”擒杀汉奸

　　辽宁省岫岩县大营子镇关家堡人关世英天资聪颖，容貌端庄，因敬佩杀敌报国的铁血男儿，嫁给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将领赵庆吉，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婚后，她向丈夫学习骑术和射击，能飞马双枪射击，成为著名的“双枪女将”。

　　1935年12月，赵、关二人率部转战辽南三角抗区，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1936年冬，日军守备队逮捕关的亲人40余人，胁迫关投降遭到严辞拒绝，遂将关父等全部杀害。日军的疯狂屠杀更坚定了关世英抗战到底的决心。她率部历经大小百余战，毙敌无数，擒杀汉奸杨凤阁，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37年3月，赵、关率70余人在尖山窑被敌人重兵包围，关毅然将敌人引向自己，掩护赵率部突围。负伤的“双枪女将”面对步步逼近的日军，从容举起手枪，饮弹殉国，年仅23岁。

　　大刀会刀毙日军少将

　　自1932年春开始，辽东一带农村的大批大刀会等农民抗日武装兴起，加入到民众自卫军中，抗日坚决，作战勇敢，凡有大刀会的乡村，都不敢建立伪政权。

　　1932年12月16日晚，日军少将森秀树率领伪靖安军“讨伐队”约300人到庄河县土城子宿营。当时规模较大的、由鞠抗捷等领导、有4000多人的庄河大刀会，立即调集手执大刀、长矛的500余人向村内扑去。伪靖安军用轻重武器同时开火，但大刀会前仆后继，将伪军杀得四处逃散。日军少将森秀树听到枪声冲出大门，挥舞战刀指挥，但伪军顶不住大刀会的冲杀，纷纷后退。森秀树见事不妙，也想撤回院内。就在他跑到大门口时，有大刀会队员一个箭步追到背后，手起刀落，将森秀树砍翻在地，当场毙命。

　　平顶山惨案———三千中国平民遭杀戮

　　1932年冬到1934年初，日军不仅杀害战斗中的中国军人、战俘，而且随心所欲屠杀平民，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发指的惨案。

　　据历史学者王希亮研究，仅在1932年9月15日的“平顶山惨案”中，日寇就屠杀了中国平民3000余人。惨案当晚，东北军第十一路军梁锡福部袭击了抚顺市郊的平顶山、杨佰堡等地，打死打伤日本杨佰堡采炭所所长渡边等多人，烧毁了老虎台矿的汽油库、无线电台、安全灯房等设施，并击毙击伤日军十余人，使全矿停产。义勇军撤出后，日军不敢出城追击，就把兽性发泄到百姓身上。9月16日中午，日本守备军将平顶山村群众集中起来，架起机枪先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然后又用刺刀、步枪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进行残酷杀戮。这就是令人发指、震惊中外的平顶山大惨案，这一野蛮屠杀使3000多中国同胞惨死。参与编辑中、日、韩历史教科书的王希亮说，日本至今没有把这起大惨案写进教科书。

　　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

　　据历史学者王希亮介绍，江桥抗战激烈进行之时，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也蓬勃兴起，形成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又一次高潮。

　　从1931年末到1932年初，辽、吉、黑的广阔土地上到处回响着义勇军抗日的枪声和马蹄声。当时最著名的几支义勇军部队是：辽南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辽东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辽西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率领的东北民众义勇军；辽北高文斌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吉东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他们和李杜、邢占清、冯占海部组成的吉林自卫军，举义的东北军苏炳文、张殿九部一道，组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强大阵容。

　　当时，张学良虽屡次下令东北军后撤，但对义勇军却给予大力支持。他授意流亡北平的东北各界人士组成抗日救国会，派出许多政治军事骨干参与义勇军的战斗。经他委任的义勇军司令就有数十路之多。

　　东北三省义勇军总数最多达到30万之众，他们四处出击，先后11次袭击奉天，6次进攻长春。日本军部大为恐慌，从国内向中国东北大举增兵14万人，是“九一八”事变时的近14倍，比上海淞沪大战时投入的总兵力还多一倍，东北人民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与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日军进行了英勇的大搏斗。义勇军运动是“九一八”后愤怒的东北人民与日寇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攻城略地，伤亡总数不过数百人，而在与东北抗日义勇军两年多的战斗中，伤亡总数却达到25000人之众。

　　唐聚五摆“群英会”

　　1931年，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准备举义抗日，这时，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的汉奸面目逐渐暴露。为阻止兵变发生，他先派驻通化的伪军第二团团长廖弼宸去探听虚实，相机拉拢唐聚五。唐早已猜透他们的用心，请来县里的农商会等士绅，陪同廖打牌饮酒，仿照“群英会”上周瑜会蒋干的故事，声称只准叙友情，不准谈政治，使廖不得要领而去。这一番周旋为举义抗日的准备工作赢得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