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如此多相同违规（华东时评）

　　本来靠10次处罚就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任由其违规到105起，甚至还可能更多次

　　执法部门该不该对此现象负责，负什么责？这取决于对执法目的的理解，取决于对执法部门的考核要求。现实中，这方面还存在严重的缺失

　　从去年7月20日至今，安徽在京人员杜宝良因驾车在同一地点闯禁行道路105起，被电子警察抓了正着。若不是近日的一次查询，他还不知道对他的累计罚款已高达10500元，他甚至于还有第106次处罚、第107次处罚……

　　杜师傅该罚。视禁令为无物，竟在同一地点接连违章105次，莫说是一次只罚100元，倍增罚款也属应该。但杜师傅有句话令人同情。他说，别说105次罚款，就是罚到第5次、10次时，他也不敢有下一次了———因为他罚不起。

　　那么，本来靠10次处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任由其违规到105起，甚至还可能更多次？试想一下，如果能及时阻止，不仅可以避免杜师傅今日遭受万余元的罚款困境，更重要的是，司机及早地遵守规矩，起码可以减少这条禁行路上的交通事故隐患。

　　杜师傅的纪录可能是罕见的，但类似“犯规高发区”或是“违规圈套”等的抱怨，却在日常生活中屡屡听到。面对这些现象，执法部门是否也有责任呢？

　　执法部门该不该对此负责，负什么责，完全取决于对执法目的的理解，对执法部门的考核要求。而从现实的情况看，至少在这两点上，都存在着“表面一致、实质两样”的现状，有严重的缺失。

　　先看执法目的。处罚是为了制裁违法的行为，预防是为了抑制违法的冲动，应该说，两者之间，本质一致。问题在于，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预防工作做得好，处罚的机会就会减少。这样，如果目的性不同，就将直接导致采取预防与处罚的举措的迥异。

　　倘若以预防为执法首要，当杜师傅在同一地点违规数次后，执法部门就会主动去研究：违章是否存在某些合理性，像禁行标志是否容易被忽视？禁行路段是否设置不合理？同时也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方式去提醒甚至警示杜师傅。

　　再看对执法部门的考核标准。处罚是可以量化的，但预防效果却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少考核指标往往难以反映“事前预防”的效果，相反还刺激了“事后处理”的积极性。如果交警们的奖金，一部分也与罚款额有关，那么，又怎么寄希望于他们全力以赴去“预防”呢？这就成了一个悖论。

　　区别“警察社会”还是“法治社会”的标志之一，正在于执法目的之别。这一点，不仅需要交警部门反思，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同样需要正视。否则，杜师傅的106次违规还可能继续……

　　《华东新闻》 (2005年06月08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