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植呼吁：清白应该还给清白的人

　　“这是我党抗战史上的光荣。”采访的过程中，刘培植多次这样对记者说，为了证明周阜山的清白，在三天的时间内，他接连三次约见记者，将深埋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往事和盘托出。

　　3日下午2点半，他与记者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长谈，将周阜山当年在辽北省公安总局工作的过程一一作了说明。4日上午9点多，在读完了本报5月份做的所有追寻第三国际中国特工的报道文章后，他又一次约见记者，向记者提供了一些自己刚刚想起来的线索，展示了当年辽北省公安总局的一些重要材料。6日下午3点，他第三次接见记者，在这次采访中他遗憾地表示，自己是1947年离开公安部门的，此后便与周阜山失去了联系，所以周阜山才在1952年到了淄博一中做教师，否则周阜山的问题不会拖到现在。

　　记者发现，这是一个耿直率真的老人，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都在为建立一个真实而公正的社会秩序奔走呼号。

　　1985年3月，他给时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的陈云同志写信，要求为国民党26路军中的地下党员杜新民恢复名誉;1986年4月，他在当时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议归还张学良将军房产;1987年3月，他同时给中组部和民政部写信，要求追认在东北军中牺牲的129名地下党员为革命烈士，信中附上了这些地下党员的名单和事迹简介，同时要求为曾在该军中战斗过的丁毅等4名地下党员解决党籍问题;1988年9月，他就东北军党内同志和进步军官落实政策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1991年1月1日，他就东北军工作的历史遗留问题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的主要是工龄、烈士纪念、级别待遇和党籍问题……

　　这些人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甚至从来不认识他们，只是在工作过程中，他了解到这段特殊岁月，并成为这些人的历史见证。

　　他说，历史不能埋没，清白应该还给清白的人。

　　（本报特派记者 董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