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住美元还是选择一揽子货币？

　　最近，人民币升值压力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外管局有关专家认为，在承受着外界巨大压力的时候，更应审慎选择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路径。

　　货币政策选择的独立性

　　1997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谭雅玲认为，单一盯住美元的这种汇率制度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了人民币汇率风险，确保了我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安全，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它无法纠正汇率失调，使人民币汇率价格扭曲。她说，特别是由于美元对欧元、日元等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之间的大幅波动，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对于稳定我国进口成本与出口竞争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专家告诉记者，近两年来，业界对于我国汇率改革采取方式的猜测主要有3种。一是保持目前中心汇率(管理浮动汇率下，政府规定的汇率浮动中心)不变，放宽上下浮动范围；二是调高中心汇率，并以此为基础适当放宽汇率波动范围；三是改变原来以美元为目标的盯住汇率制度，改为以盯住一揽子货币为目标的汇率制度。

　　市场普遍认为，在短期内，我国采取第一种方式可能性较大，在他们看来推出此种汇率制度，此举将有利于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进一步调整奠定基础。但是，对此质疑之声亦不绝于耳。有专家认为，第一种方式只能作权宜之计，因为在中心汇率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即使放大了浮动范围也不能有效反映真实汇率的变动趋势。

　　谭雅玲却认为，这三种应该是一个组合，最可实行或者最能体现市场化的应该是先增加弹性，先扩大它的空间，通过这样的磨合，使得市场逐渐适应这样一个过程。

　　选择一揽子货币不能避免汇率风险

　　“但从目前中国市场的现状与技术能力看，采取盯住一揽子货币是不太实际的。因为美元、欧元、日元实行的是浮动汇率，这样会造成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变化频繁，对外贸与投资带来巨大汇率风险。”谭雅玲分析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揽子货币现在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波动性也非常大，加上黄金、石油、股市等等市场的交错、价格的交错、区域的交错非常明显，导致了市场的波澜起伏，幅度非常快、速度也非常快。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选择这样的做法，一个是国际环境有影响，再一个技术层面的操作难度也非常大。

　　国家外管局研究员陈炳才也认为，改成一揽子货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层面的操作，它在操作方面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企业的结算、以及百姓的综合理财都会提出很高的要求。

　　但湘财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坚持认为，在中期内，我国最有可能的汇率制度是以一揽子国际主要货币为目标，综合确定人民币中心汇率，然后以此为基础，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以上下2.5％的幅度波动。

　　而在陈炳才看来，让本币与一揽子国际货币挂钩在理论上似乎是个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没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这些国际货币也基本上是围绕国际轴心货币(美元)来波动的，而不是互为轴心或者轴心替代，因此所谓的本币与一揽子国际货币挂钩在实际上无法运用，只能是一个微观和企业行为。

　　“对于人民币而言，避免汇率奉献的根本不在于与一揽子还是单一的国际货币挂钩，而在于它自身对于汇率波动的承受力。”陈炳才的这个观点无异于否定了市场上现行的种种预期。他指出，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出现波动时往往来得很快，幅度也大，很容易随之发生货币危机；相比之下，国际货币国家货币贬值往往来得慢，不太容易出现货币危机。新加坡汇率制度引起我国央行关注？

　　在顶住外界压力暂时不对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央行也在就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在德意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看来，最适合中国的汇率制度是类似于印度的模式。即采用事实上但不公布的中期参考有效汇率的体制，并允许在短期内缓慢改变中心汇率的水平。他说，在这种模式下，中央银行内部计算若干种实际或者名义汇率的模型，计划结果作为参考目标，指导中心汇率的长期走向，但短期内则不拘泥于此。他认为，这种模式可以使中国的汇率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保证中国在货币政策选择上具有足够的独立性。

　　而有消息灵通人士称，近来央行对新加坡的独特汇率制度颇为关注。据了解，新加坡自1981年以来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制度介于人民币现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制度以及美元在市场作用下自由浮动的制度之间。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实行这种“一篮子”挂钩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对外国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虽然它难以控制本国利率，但新加坡金管局仍做到了使新元在缓慢走高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

　　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

　　马骏觉得，新加坡模式比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模式更加灵活。但陈炳才认为，人民币汇率机制需要灵活性，但灵活性不是改革的根本目的。他说，非国际货币国家的汇率如果过于灵活，会导致外界对本国汇率预期具有很大的怀疑和猜测，甚至借机生事，不利于本国汇率和货币的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胡乃武认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方方面面，因此需要提前形成改革的总体构想，根据国内外有关条件逐步适时推出。

　　她认为，从短期看，抓住时机增加货币弹性是首先应考虑的举措。从中期看，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应逐渐形成，其中应包括经济基础积累充裕，财富效应均衡稳固以及规则制度明确透明，使人民币开放的市场与制度层面更健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推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他说，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我们将更多考虑的是通过汇率的主动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内部与外部均衡，控制外汇汇率风险。

　　本版撰稿(除署名外):本报驻京记者　郑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