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报系观点:豪宅多征税代表税收改革方向

　　今年是国务院确定的改革年，也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的改革试点工作，对全面推进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这场已经拓展到农村各个领域的改革，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切实把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扎实推进，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自伊拉克组成新的过渡政府，美军的主要任务转向培训伊拉克新军警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高官便又像堂吉诃德一样在全球寻找新的敌手，开始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先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刚一就任便耸人听闻地说什么“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构成了直接威胁”；接着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参议院说什么“不出10年，中国的海军规模就会超过美国”。在本国鼓噪还嫌不够，这位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日前又跑到新加坡亚洲安全大会上煽风点火，称：中国的军费比公布的预算要高出许多，已经仅次于美、俄，高居世界第三；“这种扩军会造成地区军事不平衡，特别是对台湾而言”。

　　高考在考谁？当然是考学生，但同时也是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全面检阅。高考相关工作无比繁巨。别的不说，单从试卷命题到印刷，从运输到保管，从监考到阅卷，从分数汇总到录取这些环节来看，每一个环节都大意不得，每一个程序都不能出错。任何疏忽和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我们不能一味地欢呼税收增加，还得观察税收的去处。比如，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去年虽创历史之最，却仍未完成本该在上个世纪末完成的占比4％的目标；再如，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长期不足，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还有，我国至少有2亿人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看来，要让税收成为平衡一个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落差的杠杆，要把钱花到刀刃上，当务之急的一条，就是要把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落到实处，对财政支出中“越位”的要坚决压下去，对“缺位”和“不到位”的要尽快补上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陈水扁这种做法也司空见惯，为的是纾解一些台湾民间对两岸和解的强烈要求，转移注意力，模糊焦点，故意把话题偏离主题；更希望大陆方面拒绝在釜山APEC会议举行“胡扁会”，于是矛头指向大陆：阻碍陈水扁参加APEC大会，又不愿意在第三地举行“胡扁会”，台湾是完全无辜的。总而言之，台湾当局还是对两岸和解缺乏诚意，从台湾水果销大陆、是否接受赠与熊猫、大陆旅游团赴台湾等业务的反应来观察，台湾当局迄今一概不予理会，或放些空话来搪塞敷衍，看来陈水扁还没有立下改善两岸关系的决心与计划。

　　明星广告诚信危机和低俗化不仅需要依靠外界环境的约束，明星和广告制作者也应提高自身涵养。要做到知法守法，广告代言人的形象要与广告内容和所宣传的理念相契合，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提升广告的艺术性。消费者并不是只能被动接受信息，自身利益若被损害，要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不仅是为自己讨公道，也为广大的消费者造了福，另一方面，也为规范明星广告起到一个警策的作用。

　　本来靠10次处罚就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任由其违规到105起，甚至还可能更多次。执法部门该不该对此现象负责，负什么责？这取决于对执法目的的理解，取决于对执法部门的考核要求。现实中，这方面还存在严重的缺失。

　　政府正在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贫富悬殊现象，着力推广经济适用房、中低价格商品房，以求更多民众能够买得起房。在推行经济适用住房时，还实行不收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减半的优惠政策，以鼓励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出现。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有限的，为了保持税收在一个大体稳定的水平，以便用于改善更多的公共服务，推动城市良性发展，向占据过多土地资源的豪宅多收税，与如今的城市阶梯式水费、电费制度类似，都是对稀缺资源的调剂分配，避免出现一方面捉襟见肘、一方面挥霍无度的两极分化问题。

　　让人担忧的是，在重奖的诱惑下，中山市的优秀考生可能会出现集中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现象，从而造成中山优秀学生报考同一学校的严重堆挤。而相互竞争的结果，定然会使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山优秀考生名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从而也失去了进入其他优秀高校的机会。毕竟北大和清华在粤招生的数额有限。鼓励过多的人去挤“独木桥”，是一种错误的导向，结果必然会有很多人过不了“独木桥”，更有人会跌得头破血流。北大和清华是中国千千万万学子向往的殿堂，能考上北大和清华的肯定是最优秀的学生，奖励最优秀的学生本来无可厚非，但这种奖励消息出在自由填报志愿之前，可谓时机不当，良好愿望的举措可能变成坏消息了。

　　最近一段时间，大连等地一些奥克斯朗杰越野车车主欲哭无泪：他们花费近10万元刚买几个月的汽车成了“没娘的孩子”，“三包”等售后服务及正常的维修难以为继，直接原因是3月23日宁波奥克斯集团在没有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退出汽车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产品的优胜劣汰是必然发生的事。但是，奥克斯汽车事件告诉我们：企业“退市”与否固然是企业行为，但不能一退了之，而是要建立企业和产品退出市场的机制，以避免将本来应由企业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转嫁到社会、政府乃至消费者身上。

　　这明明是一起检察机关应该立即介入的国家公诉案件，但却一直只有受害人家属在和民政部门“协商”赔偿的问题，而在“协商”了半年之后，民政部门答应的最高价格，也不过区区一万元。但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事赔偿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人的生命能不能被随意处理的问题，关系到法律和正义的基本原则能不能得到维护的问题，这些原则，正是我们的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石。国家设立民政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扶危济困”。一个政府机构为什么会违背自己的宗旨？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四国联盟”成员都是大国，既然想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该在国际事务中做个好样子。不能只想着一己之利，把地区和世界利益抛到脑后，把《联合国宪章》原则丢到一旁。“争常”也得守规矩，这是国际社会对他们最起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