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中国经济学“包医百病”是你的悲哀(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8日14:00 金羊网-新快报

　　田炳信

　　人物：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35年。2001年后退而不休，编杂志，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写作。

　　时间：2005年1月22日

　　地点：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悦庭12454

　　大江东去，是河流的指向；追富趋利是今天社会的又一种指向，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追富，慕富，夸富，说富，耀富，成了一种流行，一种时尚，更是人们心底一种欲望的外化。

　　1984年春节前夕，《中国青年报》在报眼位置登出了“恭喜发财”一句过年语，这四个字给中国舆论和民间带来了一场“精神地震”。那是一发升空的讯号弹，那是北京厚厚的红墙中透出的一种既清晰又含混的信息。从那开始，或许比那更早，更多的中国人涌上了追利逐利的跑道，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来还没有这么一场人数密集、影响巨大的马拉松赛。有人用脑，有人用汗珠，有人用血水，也有人用唾液和墨水，为这长跑的大军提供营养补充液。作为新华社的一名老记者，杨继绳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采访者和研究者。他撰写的30多篇调研报告曾获得中央领导人（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上）重视。

　　改革开放促经济学成显学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元素，各行各业都开始向这里靠拢，就像往鱼塘里扔了一块面包，大鱼、小鱼都快速地游过来。

　　田炳信：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名言“每过七八年来一次”，他讲的是一种时空观和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至少中国的政治运动，在他手里大体是这样一种规律。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值得研究，像在计划经济年代，哲学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显学，从上到下诞生了不少“哲学家”，人们满嘴都是哲学名词。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评价雷锋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此人懂一点哲学。

　　杨继绳：在毛泽东时代哲学是不是显学我没有研究，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显学，这点是肯定的。所谓显学，就是指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学说、学派。韩非子著有《显学》。《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韩非子所处时代的情况，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显学就是经济学。

　　田炳信：显学有什么主要特征？

　　杨继绳：显学同其他学科相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学科，受到当权者重视。从事显学研究的队伍自然也比其他学科庞大，有一批在全社会有影响的学者，灿若群星。学术活动多，学者们十分活跃。显学的出版物覆盖全社会，比其他学科要多得多。而且，显学的理论掌握了较多的群众。

　　田炳信：实际上就是上面认同、百姓也接受，它对一个社会、一定时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产生较强的影响，同时对政策的制订者也有很大的启示和诱导作用。

　　杨继绳：但显学并非长显不衰，而且在它显赫的时候就潜存着危机。因为显学之所以成为显学，是因为它掌握了部分真理，但显学一为掌权者所重视，就有可能用权力来推行其成果，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权力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显学一旦被人趋之若鹜，也难免泥沙俱下，有可能把真理引向歧途，这里又有一个如何处理多数人的看法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另外，显学一旦占统治地位，还可能压制和取代其他学科，成为“万能科学”，像能治百病的药不是好药一样，“万能科学”也不会是真正的科学。

　　田炳信：一个学科能在中国处于显要地位，一定与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元素连在一起。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元素，各行各业都开始向这里靠拢，就像往鱼塘里扔了一块面包，大鱼、小鱼都快速地游过来。中国经济学界人才状况的变化是怎样的？

　　杨继绳：经济学界最早登台亮相的是上世纪50年代毕业的一批人，这些人现在已在75岁以上，多数人已经老了，跟不上形势了，但他们中的少数上中学时学的是英语，大学时继续学英语，上世纪80年代初获得机会出国进修，所以他们跟上了时代。第二批人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学的是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老师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了，这批人中有一些人经过学习还是跟上来了。第三批人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毕业生，他们学的是西方经济学，而且相当多的人都出国进修过，他们现在如鱼得水，但对中国的国情了解不深。

　　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队伍就是原来学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队伍，因为省一级社会科学院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成立的。有一位现在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他在“文革”时主编了一本批判前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书（灰皮书），书中收集了前苏联六七十年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等改革主张。这位经济学家除写了一篇很有战斗力的前言大加挞伐外，还在每篇文章前都写了一篇按语，批判人家的“修正主义”。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这位学者也许是在以此传播这些有改革气息的文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位学者发表了很多倡导经济改革的文章，其中不少就是他曾批判过的观点，他也就成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田炳信：摇身一变，与时俱进，感觉特像以前一部电影中的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很有意思。

　　杨继绳：学术研究应当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学者很难保持独立的人格，也不可能自由地思考。改革开放后，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人觉察到原有的理论体系与现实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所承袭的和多年宣扬的理论体系进行急转弯。

　　经济学研究三个旁门左道

　　“圆学”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科学工作者所必须的独立思考。他的脑袋长在领导人的头上，他的思想仅是领导人思想的延伸和完善。

　　田炳信：很多半生不熟、七棱八翘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登陆，让人有点生吞活剥的感觉。现在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学术修养和涵养是相当差的，而时代的发展冲力又太大、太快，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二传手”、“小商贩”和云游四方的“托钵僧”。

　　杨继绳：这些年各种思潮涌进，而经济学的鼻祖又大多在西方发达国家，眼睛瞄向这些国家，本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看待别人已有的成果。任何科学原理都是有条件的。水在摄氏100度沸腾，这是公认的规律，但这个规律是以一个大气压为条件的，气压变了，水的沸点也就随之变化。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原理、定律必须以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为前提条件。社会科学没有国界，但社会科学原理的运用要依据国情，为此我曾写过批评“舶来经济学”的文章。

　　“舶来经济学”的要害就是脱离中国现实，它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从国外引进的原理出发，用国外的经济学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所以又称为“套学”。“套学”的低级形式是在外国的原理中，加上中国的事例；在外国的公式中，填上中国的数字。稍高一等的，是用外国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用外国的逻辑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似乎有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听起来也言之有理，但一到实践中，那美妙的理论就被中国的现实撞击得面目全非，我们为此交过不少“学费”。

　　还有一种是投机钻营、狐假虎威的“奏折经济学”。许多经济学家都知道权力的作用，于是便有人在选择研究题目、确立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时，先是揣测中央领导人最关心什么问题，最爱听什么意见———其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写一篇能引起中央领导人重视的论文！如果中央领导人最终能对他的论文作点批示，那就是研究的最高目的了。

　　田炳信：回首这25年，经济学家群体出现了三种人：一是登堂入室，和权力融为一体成了官员，有的还是不小的官；二是贴身服务，成了商枭的智囊人物；三是继续在学府里贩卖那些摇摆不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杨继绳：“奏折经济学”虽然也从现实中提出问题，运用各种现实数据和事实，有时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它缺乏科学的灵魂———追求真理的精神。它的研究结论不是穷究事理的结果，而是为了迎合领导人的意图，既对领导人产生误导，对经济工作者产生误导，且这些误导是以科学的名义、形式和语言进行传播，因而危害极大，甚至误国害民。

　　田炳信：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最高宗旨，经济学也不例外。迎合是科学的沦落。“奏折经济学”是既玷污科学，又玷污权力。

　　杨继绳：在经济学研究的“旁门左道”中，除了上面说的“舶来经济学”、“奏折经济学”外,还有一种“论证经济学”。

　　所谓“论证经济学”，就是专事对领导人的讲话进行论证。当某位领导人提出某种看法时，他们就立即引经据典，说这一看法如何科学，如何有根据。如果领导人的看法还不完善，他们就会费尽心机地从内容上加以充实，从理论上加以润色。也就是说，把领导人的思想火花、只言片语加以理论化，使之能自圆其说，所以“论证经济学”又称“圆学”。

　　田炳信：感觉特像封建社会里被称作“师爷”那类人干的活。

　　杨继绳：“圆学”的悲哀在于，它并非用科学的尺度去分析、检验领导人的讲话，而是不加分析地为领导人的讲话盖上科学的“图章”，把一些本来不是真理的东西当作真理来推销。“圆学”只能给领导人的讲话涂上科学的色彩，但它本身不是科学。科学必须有创造，“圆学”不会有创造；科学有风险，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圆学”却没什么风险，它在领导人的保护伞下苟且偷安。

　　田炳信：但肯定也有说不圆、做不圆的时候。

　　杨继绳：对，有尴尬的时候。过去某领导人在台上提出某种看法，“圆学”便有根有据地论证其如何有理。后来这个人失势，原来的看法受到批判，“圆学”便又振振有词地说它如何如何。“圆学”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科学工作者所必须的独立思考。他的脑袋长在领导人的头上，他的思想仅是领导人思想的延伸和完善。

　　经济学“包医百病”的悲哀

　　经济学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太重了，对经济学过多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化为对经济学的抱怨和轻视。

　　田炳信：纵观这几十年，我们的社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高烧。好在国人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前不久何新曾反问：中国有经济学吗？他问得好，中国现代生活里最缺的就是批判精神。

　　杨继绳：中国有经济学，问题是人们把它看得太重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经济学几乎涵盖了一切领域，各行各业都在谈论“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已经代替了其他规律：教育界为了创收可以卖文凭；科研单位讲经济效益，重视“短平快”项目，轻视基础研究；医院为增加收入不顾病人需要乱开贵重药方；出版社为了自负盈亏不得不出卖书号；报纸为了经济效益大搞有偿新闻……但这些并非经济学的过错，错只错在人们把经济学看得太万能了，在于人们把经济规律用于不应当通行的领域。

　　田炳信：“包医百病”是中国人最早对权威、迷信提出的一种质疑，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愿意追求“包医百病”的感觉，这在这些年经济学的“跨界旅行”中凸现得最赤裸裸。

　　杨继绳：这也是经济学的一种悲哀。其实经济学没这么大的马力，也拖不动这无边无际的车箱。这二十多年来，经济学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实践的联系、社会各方面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从来没有这么密切过，但这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各方面的人们对经济学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各行各业都想从经济学那里寻找锦囊妙计，如此一来，经济学就承担了很多本不应由它承担的任务，成为包打天下的“万能科学”：用经济学原理来设计社会，用经济学原理来观察国际关系，甚至用经济学原理设计人生道路，把人生的种种选择归结于对功利的权衡。

　　其实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也常常遇到“度”的问题，如经济决策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治理整顿的紧缩力度，“适度从紧”的度，等等。有些“度”，单纯用一门学科难以确定，只有同另一门学科交叉才能确定。社会问题像一个座标系，一门学科在这个座标系上只能划出一条曲线，两线相交才有“点”，三线相交才有“域”。“域”是指一个范围，社会问题的“度”多数是“域”，而单靠经济学是找不到“域”的。改革中很多问题举棋不定，就是因为没有找到确定的“点”和“域”。经济学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太重了，对经济学过多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化为对经济学的抱怨和轻视。

　　田炳信：经济学应该归位了。

　　杨继绳：1997年我曾撰文指出经济学的危机。理论危机其实是学科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我们都知道，经典物理学也是经历了几次危机才发展为现代物理学。19世纪末期，牛顿三大定律和麦克斯韦电磁学已能解释物质世界中的物体运动、热、声、光、电、磁等一切物理现象，人们认为物理学已达到“顶峰”。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两个新发现，一是美国人迈克尔逊和莫雷的试验，证明绝对静止的空间是不存在的，推翻了牛顿力学时间和空间是绝对静止的前提；二是高温物体辐射形成的光谱分析，即黑体辐射问题，它解释了经典物理学不能解释的现象，这两个发现令经典物理学原有的严密体系出现了漏洞，因此被称为“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但正是这两个危机促进了物理学的飞跃发展，第一朵“乌云”动摇了经典物理的时空观，导致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第二朵“乌云”在经典物理的完美苍穹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开辟了通向原子物理学的通道。

　　田炳信：你的意思是经济学面临飞跃的前夜？

　　杨继绳：当某一学科出现危机，就表明社会正在急切地寻求新的理论，而社会需要正是科学发展最大的动力。谁能把这门学科引出危机，谁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目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也正是我国经济理论飞跃的新契机，它预示着将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条件。

　　为权势为弱者说话成时髦

　　不是说经济学家不能替老板说话，只是你必须坦诚地说：我是代表老板的。

　　田炳信：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很远，有的网友提出“中国只有代表‘土’的权贵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和代表‘洋’的买办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其共同点是没有理论只有利益，所以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代言人。”

　　杨继绳：这种说法有点过头，但这种倾向是存在的，前年我有文章专门讲到这个问题。知识分子认为趋炎附势是可耻的，但经济学界趋炎附势的大有人在，这其中又包括“趋权”和“趋利”。“奏折经济学”、“诠释经济学”、“论证经济学”都属于“趋权”，都可以统称为“趋权经济学”。“趋利”就是指经济学家傍大款，屁股坐在老板这边，专门为老板说话。当然了，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不能替老板说话，只是你必须坦诚地说：我是代表老板的。不能一边为老板说话，一边又宣扬这些话是代表全民的。

　　田炳信：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有吗？

　　杨继绳：也有，但实际上现在为弱势群体说话也成了一种时髦。不求名，不求利，能为真理而献身的学者太少了。

　　中国可诞生大经济学家

　　搞研究关键在于知识增量，不用担心没人和你“接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想到要和中国“接轨”了吗？

　　田炳信：经过二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浸泡、修炼，你说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会不会出现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经济学家？因为我们这么大一块的试验活动和实践活动，在全世界应该是空前的。

　　杨继绳：应该有，当多数人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就可能有人石破天惊。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确有一批学风很好的学者，他们扎根于实践，切实地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以追求真理为最高职责，不随波逐流；他们甘于寂寞，不追求一时的风光。但扎根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一定要有世界眼光，有深厚的知识功底，在研究上不求名不求利，这样才会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搞研究关键在于知识增量，就是说你为这个领域提供了什么新思想、新资料、新方法，只在表述形式上与国际“接轨”，那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有些学者的主要精力不是花在研究学问上，而是成年累月到外国去讲中国，回中国讲外国，看起来很风光，实际上提供不了任何知识增量。我认为，只要真正有创新，哪怕形式上与外国人不一样，也不用愁没人和你“接轨”，你想想，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想到要和中国“接轨”了吗？

　　田炳信：换句话说，很多人挂着经济学家的桂冠，实际上也只是一个高级的思想打工者，打着某些大集团外脑、参谋的名衔，在赚钱。

　　杨继绳：他们做企业的外脑、参谋也可以，就是咨询业嘛，但他们必须做一个诚实的打工者，不能投机取巧。

　　田炳信：您前面说的“趋权”是不是主流？

　　杨继绳：不是，但看权力脸色行事的经济学者大有人在。

　　田炳信：有没有既看权力脸色，又看金钱脸色的？

　　杨继绳：有，我称之为“一仆二主”。

　　田炳信：但很少人会看社会的脸色，即百姓的脸色。

　　杨继绳：对，因为百姓的脸色不好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这大概是原因之一。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叫《中国经济学界“露怯”大事记》，里面记录了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判断失误。

　　田炳信：“露怯”是因为他们的投机心理，还是因为功力不足？

　　杨继绳：首先是因为投机心理，即“趋权”心理；其次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不具备，数据不真实。以各级官员提供的数据来作判断，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社会学历史学渐露锋芒

　　就像一个合唱团，经济学家扮演了一个领唱者的角色。但领唱不是独唱。什么事情过了那个度，都有个归位的问题。

　　田炳信：你觉得今后什么学科会成为新的显学？社会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一直很热门，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

　　杨继绳：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在跨世纪前后，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在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重新选择道路时，他们所面对的道路就像一面纵横交织的网络，在有限的视野内，人们不可能对复杂的道路网络作出鸟瞰式的判断，只能沿着目所能及的一条路走下去，这时，历史这门科学就可以给人们以广阔的视野。当我们选择一条新的道路时，如果研究一下历史的座标，看一看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就有可能避免踩入历史的误区。所以，近年来，历史学又成了热门学科。你看我们现在关于历史的期刊就有几十种之多。

　　不过，尽管我们之前对中国经济学界作了很多批评，但我们仍必须承认，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件了不起的大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有着不朽的历史功绩。在改革初期，揭露和批评计划经济体制，倡导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承受极大的政治风险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勇气，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才使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接纳了市场经济体制。

　　田炳信：就像一个合唱团，经济学家扮演了一个领唱者的角色。但领唱不是独唱。什么事情过了那个度，都有个归位的问题。

　　杨继绳：总之，一度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将摘去过去20多年加给它的过多的桂冠，回归到一门真正的专业学科，为社会服务。这个专业以外的人，也再不会像前20年那样对它趋之若鹜了。

　　人群的来源复杂，色彩浓重，身份不一，雅俗相混，高低相错，黑白相交。每个时代都有领跑者，每个时代都有鼓动者，每个时代都有裁判者。有一大批学者既是奔跑者，也是鼓动者。时代疯狂时，他们也喊出了疯狂的口号；时代浅薄时，他们也咀嚼浅薄的果仁；时代深刻时，他们也开始皱紧了眉头。那气喘吁吁的嘴巴不时地喊着简洁、复杂、高亢、低沉的口号，他们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他们是清醒者，又是糊涂者。

　　矛盾、痛苦、兴奋、苦辣酸甜，像是喝了一杯没有调到位的鸡尾酒。

前沿思考：

　　“奏折经济学”缺乏科学的灵魂，既玷污了科学，又玷污了权力

　　经济学的理论危机预示着中国将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条件

　　很多人挂着经济学家的桂冠，实际只是个高级的思想打工者

　　很少经济学家会看百姓的脸色，因为百姓的脸色不好看

　　既看权力又看金钱脸色的大有人在，我称之为“一仆二主”

　　（穗风／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