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也是城市的孩子

　　“海南少女妊娠救助中心成立，部分市民疑怂恿少女性行为”（《海南经济报》6月7日）的尴尬让我们有些哭笑不得，该中心为意外怀孕和非意愿怀孕妊娠的少女进行终止妊娠手术，如果说这种救助是“怂恿”的话，那么照此类逻辑思考：干脆把所有的戒毒所和戒毒医疗机构全部关闭得了，因为戒了毒的人可能会再度成为瘾君子，不要让他们有拥抱美好生活的希望，就让他们万箭穿心、涕泪泗流去吧。不错，少女确实有再度意外怀孕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就可以拒绝施以援手。再度施以援手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温暖的人文关怀，至于道德的救赎与感化则是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本周六就是端午节了，粽子又有了“豪华升级版”。在北京，搭配洋酒加上奢华包装，并且标价500元以上的鲍鱼馅粽子现身超市（《竞报》6月7日），某些粽子生产厂家的想象力确实比较匮乏，一说“市场营销”就以为是低层次的“争豪斗富”，其中的暴发户心态和市侩气息简直可以熏倒一半的地球人。粽子的文化内涵和平民气质为什么就没有人愿意好好挖掘利用一番呢？

　　想去华山玩的朋友们准备“挨宰”或者“挨冻”吧。“华山门票将实行季节浮动价，淡季50元旺季100元”（《西安日报》6月7日），但是人家这个时间限制得绝啊！“淡季为12月至次年3月，旺季为4月至11月”。不怕冷的游客就淡季去，不怕宰的游客就旺季去，通通没有选择，通通不得反抗。

　　“整顿市容”为何“整顿市民”？

　　为了整顿市容，江西崇义县有关部门竟然将7名流浪人员抛送荒野（《中国青年报》6月7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来一次恐怖词语评选的话，“整顿市容”很可能会名列前茅，“整顿市容”的本意是为了还城市一个清洁美丽的容颜，但是在少数地方却被少数人以种种原因和借口扭曲了。

　　“整顿市容”成了少数官员捞取政绩立竿见影的捷径，整顿市容的时候也是他们的长官意识特权意识得以体现的最佳时机，如今当官也不容易啊！人大代表、记者以及“上访专业户”都是惹不起的主儿，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发官威的时候，岂能错过？

　　其实，“整顿市容”本身无可厚非，城市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确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但是“整顿市容”不是“整顿市民”！江西崇义县有关部门这次抛送到荒野的7人中，有两人是精神病人，而且人家是持有合法证件的当地居民，绝非外来人口，只不过在某单位门口蹲了一会儿，居然就被迅速扯上车去，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市民，有头有脸的局长、处长、董事长是市民，精神病人也是市民，谁有权力为了此市民的视觉舒爽而将彼市民抛送荒野？

　　即使是外地流浪人员，有关部门也没有理由对他们紧闭城门，乞丐也是城市的孩子，当然我们可以规劝这些衣衫稍显褴褛的孩子不要出现在某些特定场所，不过要谨记，这已经足够了，不要试图让他们在城市绝迹。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将是城市的耻辱，而不是城市的光荣，城市应该属于所有人，城市是一个宽容的场所，而不是一件华贵干净的艺术品。

　　谁敢动那26条毛巾？

　　“雇主家26条毛巾用途各异，小保姆连连用错被解雇”（《现代快报》6月7日）为我们讲述的是发生在南京的一个极端例子，它反映了城乡融合过程中的观念碰撞，也是雇主与小保姆在生活中合奏的怪异插曲。

　　关于保姆，城里人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委屈和不满要表达，比如一些保姆的偷懒行为，比如个别保姆偷打长途电话的行为。所以，我要调侃说，如果编纂一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发展史，一定不能遗漏雇主与保姆之间从未停止的斗争史。在这部斗争史中，雇主因为文化、经济以及户籍上的优势，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不过，现在看来，这种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反而滋生出一些“霸气”和怪癖。

　　一个有26条毛巾的雇主家庭，恐怕连五星级酒店的高级侍应生也应付不了，更不用说没有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小保姆。谁敢动那26条毛巾？谁能分清那26条毛巾？除了雇主自己，其他人都无能为力。

　　这种“霸气”和怪癖其实潜伏在相当一部分都市人的心底里，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对家中保姆卫生习惯的鄙夷，对她们乡下口音的不屑，对她们衣着打扮的嘲笑，你敢说你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别，我们必须承认是保姆以及保姆们的父兄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方才成就了这都市里的灯红酒绿。继续追问下去就会让所有刁钻的雇主们脸红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对保姆更好一点？这种“好”不是虚情假意的笑容，而是认真平等地对待她们。（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