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增光，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东龙泉村农民。
在北京打工，个人被拖欠工资1000余元。
“为了要回工资，我先后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找过用人单位老板20多次，找过北京市大兴区劳动监察大队14次，找过大兴区法院11次，找过北京市一中院3次。我还找过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人大、北京市建委、国家建设部等十几个部门。
“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每一次仅交通费就是70多元。讨薪3年来，我直接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复印费、电话费、诉讼费达4700多元。可是现在，法院把行政案件驳回了，我还得从头开始打民事官司。”
姚胜余，甘肃省甘谷县六峰镇张家庄村三组农民。
1994年8月至1995年3月27日，姚胜余等30名民工在西安外语学院和宝鸡创业大厦打工，被包工头丁祥林和吴掌林拖欠工资共计19万余元。
“从1995年4月到1997年7月，我们先后找了吴掌林40多次。每次最少是我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三个人，有时候五六个人。从甘肃甘谷老家到宝鸡，吃、住不算，每个人往返一次的路费就要200多元，每次最少要花出五六天时间。这些钱都是我自己垫付的。
“从1999年8月向金台区法院起诉到现在，我们经过了法院的前后8次判决，讨回的10575元还不够欠薪的零头。一拖10年要不来工资，跟我一起出去打工的人，有的怀疑是我把钱要回来自己独吞了；有的觉得是跟我出来打工的，要不来钱就得找我，于是逢年过节便找到我家里要钱，不给钱不走，在我家中吃、住。我家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不是卖了当路费，就是被他们拿走了，我的头上至今还有挨他们的打落下的伤疤。
“为了讨回工钱，我光是垫出的路费就有1万多元，而我自己被拖欠的工资还不到7000元。现在我没法回家，也不敢回家，我在宝鸡当乞丐已经有七八年了。”
张志玲，山东省鄄城县桑成乡南魏村农民。
张志玲等十几名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款是13．6774万元，张志玲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近1万元。
“为了讨回应得的工资，这6年来，仲裁、诉讼、申请执行，直到法院决定再次开庭，不算我垫交的3000元仲裁费，仅交通费、住宿费、复印费我就花了3000多元。可是等了5年多，法院现在连庭都不开。”
作者：本报记者 崔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