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激情论和谐

　　昨日举行的“中美新市场经济（上海）暨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国际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10多位经济学专家济济一堂，围绕着“和谐·可持续·高增长”的主题，进行演讲和对话。

　　台上激情四溢，精彩迭出，台下，掌声与会心笑声频频……

　　经济学人精彩论辩

　　昨日走上讲坛的经济学人们，或旧识、或神交，平时就常论辩探讨，昨日碰到一起，更是火花碰撞。

　　普雷斯科特VS费方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研究要转型吗？

　　普雷斯科特教授在去年12月8日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演说所用标题，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研究的转型”。费方域教授昨特地引用这个标题，以给普雷斯科特一个回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经济大国，它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研究范式，是否也如发达国家一样，需要有一个转型？如果有必要，现在是否正当时？

　　中国宏观经济正处在转型中，费方域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有3个相互作用的涵义。一是增长和发展意义上的转型，二是组织经济活动与配置经济资源的制度、机制和组织形式的转型，三是经济结构的转型。

　　费方域是赞同引进普雷斯科特所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他指出，与目前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模型相比，新古典长期增长模型更全面、更适合中国情况。面对稳定、发展和改革三位一体的任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于我们定量分析各种增长与波动的动因，判断长期变化走向，以及估计政策的实际效应，都会十分有益。

　　华民VS张欣、石良平、潘英丽：人民币该涨价吗？

　　汇率问题仍然是讨论热点。在关于“全球压力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话中，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石良平教授认为国内资源不能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应该鼓励企业到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样一来，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就比较不利。衡量一下升值的成本，提高汇率还是有好处的。

　　美国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张欣教授则把房价高涨问题的主要根源直指人民币低估。他认为，从2000年人民币汇率低估开始，国外热钱进入中国，造成信贷扩张，使得大笔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张欣说，被低估的人民币恢复均衡有两个选择：调整汇率或通货膨胀。相比较而言，调整汇率是代价和痛苦较少的选择。

　　华东师范大学远东金融学院院长潘英丽教授也认为人民币应该适当升值，因为目前中国的出口产品只是在低端市场竞争，尤其是纺织品行业，适当的升值对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利大于弊。

　　但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从另几个方面的分析中得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有好处。首先，以充分就业为内部经济目标、国际收支平衡为外部经济目标，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以内部经济目标优先，为了增加就业，即使本币汇率低估也是值得的。其次，从吸引外来投资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国际投资的流入汇率就不能升值。第三，在亚洲生产链中，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事实上是亚洲对美国的顺差，假如人民币升值势必会损害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另外，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霸权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美元几乎是唯一的本位货币，这决定了其他货币是没有定价权的。中国人民币盯住美元是保持外部经济稳定的成本最低的做法。他还表示，假如人民币升值不能够一步到位，对泡沫经济是一种助长。

　　王建国VS周其仁、张军：中国是新市场经济国家吗？

　　北京大学中美新市场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国教授在主题为“中国新市场经济与制度和谐”的发言中指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可以用“新市场经济”的概念来描述。他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然而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王建国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是世界所不熟悉的。“新市场经济”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中国不同于传统概念的市场经济的特征，描述中国20多年改革的特征，又可以涵盖传统概念的市场经济的要素。这个更广泛的概念有利于将中国与世界多种的新类型市场经济统一在同一概念下，使得世界在更宽广的意义下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

　　对这一新概念，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有些不以为然。他说，过多的概念只会混淆人们的思维。他个人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处于复杂的经济转型中的国家。在很多领域中转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同时在其它的一些领域中，还存在着不足。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也认为，中国是否是“新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只要维护好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态势，中国就可名正言顺地跻身于市场经济国家之列。

　　理论与实践面对面

　　昨日的论坛上，特意安排了一场经济学家与企业家的对话，理论与实践面对面……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宪教授向企业家们询问企业的生存环境。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韩国璋表示，有3个方面的环境条件十分重要：一是要有开放的市场，让市场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二是要有规范的法制条件，让企业在公开、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三是要有开明的政府，让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他表示，上海电气近几年的发展，与这三个方面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分不开。

　　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戌源认为：任何企业的生存不可能在一个微观的经济环境中，企业与宏观经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可能不关心宏观经济。事实上是所有的企业，生存环境都不一样，不能用一种理论解决所有的问题。

　　韩国璋表示，在上海电气境外上市的过程中发现，亚洲的投资者更关心企业的资本规模，欧美的投资者则更关心企业的投资受益、市场成本、经营团队和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应更注重与国际接轨，在国际投资者关心的领域提升自己的水平。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周林教授同意企业家关于企业生存环境的看法。他认为，企业的生存环境不仅仅在于微观的环境，更在于政府力量帮助下形成的宏观环境。他指出，政府对整个经济运行大系统的设计非常重要，不能就事论事。

　　谈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韩国璋认为，中国企业怎样走出去，真正成功的样板还很少。走出去战略首先要明确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曾经打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可市场开放了许多，国外的核心技术却很少真正引进来。韩国璋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核心定位应该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电气集团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历史来看，国外的合作伙伴不少，但真正通过合作取得国外核心技术的机会很少，因此近两年来，电气集团发起走出去战略，通过收购吞并国外企业，取得其核心的技术，快速提高企业本身的创造能力，使自身核心技术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陈戌源认为，企业走出去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很自然的事情，而不是纯粹为了走出去这个目的而走出去。企业家不要有太多非分之想，只要想好做自己的事，而不要是为了争某种荣誉、出风头而走出去。企业应该务实，不要空想。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郭广昌认为，企业走出去应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他还表示，民企发展最大的希望，首先是标准的统一，对民营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其次是要增加宏观经济的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企业的“不可承受之重”。他还谈到了公平之外要重视效率，现在对企业竞争环境的公平性呼声很高，但是公平的发展环境如果离开了对发展效率的支持，对于企业来说，同样会有很大困难。

　　精彩观点集锦

　　普雷斯科特：强制储蓄

　　假设人们退休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一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这一制度将无法维持下去，政府必须用税收来补贴。在美国，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收益和贡献并不成比例。政策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为了维持养老金制度而实行强制储蓄，工作时储蓄用于将来养老。对于政府来说，可以减少税收补贴的开销，从而可以节省更多资源进行其他必须的社会投资；对于个人储蓄账户来说，也无须承担很大的风险。

　　厉以宁：和谐社会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

　　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关键问题在于怎样解决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社会和谐需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广大市场在农村。眼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农业合作化正在兴起，它们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在这种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合作中，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而新技术的推广、信息的分享和流通等手段帮助农民实现收入增长的目的。中国农村的规模化进程也可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陈淮：房产投资风险大

　　房产投资的风险问题存在于利率的浮动，我国现在的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是对于长达二三十年的按揭贷款，存在利率向上浮动的可能。另外一个风险是购房趋向的变化，5年前抢手的房产可能现在看来却不再有优势可言。

　　袁志刚：上海要提高服务业比重

　　上海的和谐发展之路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改变上，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是当务之急。今后应该重点发展三方面的服务业：针对消费终端需求的服务业；生产业中间环节的服务业，如贸易、运输等；本民族专有的服务业，如出版、媒体、教育等。

　　本报实习生 杨文俊 杨群 张颖 本报记者 马海邻 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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