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报系观点:汉奸别墅"反动文物"也是文物

　　考试总会有一个结果。无论结果如何，对所有考生来说，高考都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一次难得的锤炼。高考之后，认真总结学习过程中的得与失，正确看待人生道路上的成功与挫折，对于走好今后的路，其意义不亚于高考本身。

　　规划毕竟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成不变。根据实际需要，规划可能有所调整，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做规划一定要遵从规律，实事求是，决策民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避免规划的朝令夕改。由此我们想到，城市的建设规划，也应该做到科学、全面、长远，而不是“六月的天，孩儿的脸”。这在城市建设中，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体现。倘能如此，对于国家的建设，对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都是一件幸事。

　　整个社会“高考总动员”式的气氛，和越来越周详完备的应考环境“设计”，在营造出温暖与保护的同时，却也让人忧心：这群考试的孩子和考试的日子是否会在一片“不要紧张”声里变得越来越脆弱、敏感、特殊？走出人为营造的“软木考场”后，他们如何坦然面对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或许，确实有必要思考，怎样，才是成人社会应当对考生付出的爱？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发生了一系列否认南京大屠杀、将甲级战犯灵牌移入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事件、否定东京审判等“怪事”，这股否认历史的逆流对日本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日本要想得到国际社会和周边各国的信任，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就必须正视历史，对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日本某些人企图为二战战犯“翻案”，践踏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是与和平发展的国际潮流背道而驰的，顽固坚持，必将自食恶果。

　　交通罚款问题一直是个热点话题。“杜宝良现象”更为典型。它暴露的表面上是执法制度的缺陷，实质上是执法者的失职，客观上难免造成“为罚款而执法”的恶劣影响，执法的实际效果也将远远背离交通管理立法的初衷。

　　在操作层面，安理会改革必须有利于提高安理会促进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效率。联合国及安理会“五常”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教训催生的。二战结束时，人们对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心有余悸，要求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不可替代的责任，安理会及“五常”制度应运而生。但这不等于说任何国家一旦具备了大国经济实力，就可以“照葫芦画瓢”，也一定要“入常”。“入常”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国际责任。在条件不成熟时，“五常”机制如任意扩大或否决权范围扩大，不但可能降低安理会效率，而且因国际反弹大，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根源。

　　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和调动资源的能力，政府应该承担更多更重的政府道德义务和管理责任。当一种社会问题出现时，政府采取的应对态度往往会决定问题是得到良好的解决还是适得其反，在艾滋病防治上如此，在其他问题上同样如此。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向孩子传授知识，教育孩子学会做人。学生自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这是正常的，对此，学校不能以惩罚代替教育，更不能一开了之。这种粗暴做法是逃避教育责任，背弃了学校教书育人这一基本功能。因此，学校开除学生的做法不合法，也不符合情理。而陕西省通过立法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这种做法有利于规范学校的教育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值得赞许、推崇。

　　把救助对象扔到荒郊野外，这不应该是几个具体办事人员一时的“心血来潮”，他们不应该、不敢、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崇义县为整治市容环境的一条领导决策，只不过由民政部门执行而已。其反映的实质是，在某些地方，“市容”不仅仅意味着城市环境，还意味着政府官员的“面子”，“市容”是下级官员呈现在上级面前的重要政绩，是影响政府官员仕途前景的要素之一。因此，在某些政府官员的价值评判标准体系中，流浪乞丐、精神病人、小商小贩的生存权非但不如市容重要，而且全都是横挡在“政绩”面前的障碍。于是，就出现了上述可悲的一幕。崇义县开始寻找失踪者了，这让人欣慰。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杜绝类似的事件发生，为政者要真正把“以民为本”作为工作中的自主行动。

　　华南新闻一家之言:汉奸别墅　反动文物也是文物

　　我们需要从“红色旅游”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但也不能忽视从另一角度去加以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文物的意义不只是用来教育，更多的在于对历史的认知与尊重。如果把与汉奸等反动者沾边的“反动文物”统统销毁，那么，我们怎么能对历史做出合乎实际的认知与研究呢？此外也不能忽视文物的审美价值。任何存在于历史并能流传的东西，总会有其独到的美学价值让人们去欣赏。“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虽然打上欣赏者的主观烙印，但其基本特质是无法否认与改变的。因此，对文物必须做出科学、客观、准确的定位，以充分发掘其价值，而要避免简单粗暴的做法。

　　华南新闻言者有意:政府不宜常为商业银行擦屁股

　　城市商业银行大多由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社合并改制而来，固然有一些历史遗留的包袱，但既然已经是“商业银行”，就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经营得好坏，责任和风险应该由城商行自己承担，而不应该再依赖政府。如果政府依然将改制后的城商行看作自己家的孩子，加以百般呵护、偏袒、溺爱，出了问题就“不惜血本”地扶助，就“喂奶”，就帮着“擦屁股”，那么城商行就永远不可能长大，永远不可能具备自行化解风险的能力，永远不可能成为市场大潮中的强者。政府这样做，显然偏离了银行改革、转制的本来意义，依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思维，依然是政府大包大揽模式。其实，既然我们已经将商业银行推向市场，就不应该害怕有些商业银行被市场大潮所淹没。

　　从珠海市的房价涨幅看，2003年到今年4月份，普通住宅每平方米平均仅升了500元，如此缓慢的涨幅的确可以说是低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涨幅。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良好结果，与珠海市相关部门进行的宏观调控有着直接的关系。但珠海市房地产价格的涨幅低，并不意味着从此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宏观调控就可以完全放开，任由房地产价格上涨而熟视无睹。应该看到，国内房地产业之所以泡沫不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失衡。无数的事实证明，政府的宏观调控仍然是必要的，在房地产市场上尤甚。而在对房地产价格是否符合市场规律进行评判时，政府更要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应该成为一个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