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忆陈云:对突破过死的计划经济框框起了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标，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为在改革开放中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五大报告重申：经历这三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次飞跃的思想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那末，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时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那当然不是一段历史的空白，我以为，确切地说，那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陈云同志在这三个时期中，对党、对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邓小平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决地维护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指导作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思想在二十年代开始形成、在三十年代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在四十年代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陈云是一位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很早就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他置身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直接体验了、感受了、参与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全过程。

　　据陈云回忆，他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最为服膺的，就是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他正是从这一点，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大家知道，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调查研究苏区当地的土地情况、社会情况和基层政权建设情况，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的基本方法。《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就是《调查工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名言就出自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向党内阐明他所主张的思想路线的第一篇完整的代表作。

　　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改组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实际上的领导地位。陈云是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参与者之一。会议结束，向长征中党和红军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和成果，陈云是主要传达者之一。后来，陈云绕道白区到达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对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党、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起了重要的、关键的作用。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胜利完成了长征，实现了向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俨然“钦差大臣”，并以其右倾路线干扰中央。一九三八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党的领袖的支持，实际上排除了王明的干扰，这才完全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在延安，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长达七年之久，在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著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与刘少奇的《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关于思想意识修养的部分)一起，列入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之中。整风学习文件大都是毛泽东著作和中央决定，中国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选了刘少奇和陈云各一篇，这很引人注意。经过延安整风和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党的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选出了新的领导集体，毛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同朱、刘、周、任一起为党中央的五大书记。而陈云，则以其在党的领导职位上的长期历史，在实际斗争实际工作中的丰富经验，在思想方法党性修养方面的卓越表现，被选为排名在五大书记之后的头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两位中央候补书记中的一位。党的七大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胜利。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全国范围的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更是全未经历过的事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总揽全局，陈云则在他们指导下做了经济战线的总指挥。平津宁沪解放后的平抑物价，全国解放后的统一财经，工业化初期的五年计划和粮食统购统销，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和改造，所有这些新课题，陈云作为总指挥，深入细致地调查，反复比较地思考，果断地创造性地决策，在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中创造新经验，形成新理论。尽管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有些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毫无疑问，它们既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精华，又是陈云贡献于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个集体智慧结晶在建国以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陈的理财能力，毛在建国初期就很称道，说他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出来，可称之为“能”。一九五〇年任弼时逝世，陈云继任中央书记。八大时，毛、刘、周、朱、陈被选为党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邓小平被选为总书记。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在八大前夕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特别就邓和陈作为中央常委候选人的品质和能力作了推荐。对陈的评价是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就是说，建国以后和八大以后，陈云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全国，在重要的政治场合，那时悬挂的领袖像，就是这六个人的像。这是对这六位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对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贡献、对他们在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表示的崇敬。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八大文献(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第二次结合的新的探索的良好开端。周恩来和陈云等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关系布局的八大发言，以及他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思路和总体方案，是这个良好开端的鲜明亮点。

　　但是，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后，“左”的思想发展起来。第二次结合未能顺利实现，而是在“左”和纠“左”的反复中起伏。党在指导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正确趋向的主要代表者是毛泽东，别的领导同志也与有力焉，错误倾向(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主要代表者也是毛泽东，别的同志也不是没有份。邓小平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这样的话，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道德。不过，就陈云的情况来说，大体是，“左”的错误一来，陈云的一些稳妥见解往往是被批评(如八届三中全会和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和被冷落(如八届六中全会时陈云不赞成发表标志大跃进成果的“四大指标”)，而在纠“左”的时候，陈云又往往被想起(如八届七中全会肯定陈云不公布大跃进“四大指标”的意见正确，会后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当年的钢铁指标，称赞陈对经济工作比较有研究，说让陈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庐山会议前期认为陈云“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困难时期陈云重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时，对经济形势的清醒估计和对经济调整的果断决策，在农业受到严重破坏时他所支持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主张，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都遭到指责。这样，当我们党回过头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时，不得不承认，“左”祸猖獗时被称赞为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的伟大创造的东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偏离，而当时被指责为错误的一些东西，其实倒较为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只有不但从正面经验而且从反面教训来看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八大后十年间陈云和其他被错误地批评过的同志以特殊方式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做出的特殊贡献。

　　十年“文化大革命”，陈云实际上被排除在中央领导集体之外，不是被批判(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是被外迁。这时的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已经难有影响之力，而历史的天空虽然仍不时出现阳光，总的说来却似乎是被不断翻滚的黑云遮断了。

　　(三)

　　但是，历史却又揭开了崭新的篇章。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为我们党实现建国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推动和支持粉碎“四人帮”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然而继毛泽东之后担任党的最高领导的同志在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这个主张，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在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而导致在前进中出现两年徘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的核心，陈云再一次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航船才真正完全拨正了方向。

　　在这个历史时期，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做的，归结起来就是两件事：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而拨乱反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陈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老成员，又参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主要在拨乱反正中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支持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恢复和重新确立毛泽东提出和曾经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做出了贡献。

　　其次，在两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要求解决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党的历史上几个重大政治案件。第一次发言，即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被当时主张“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冷落了和批评了，第二次发言，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则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有力地打开了拨乱反正深入发展的局面，终于导致全党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

　　第三，积极参与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设计和决策。建议增写一个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前言，极大地加强了这个决议在充分估计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方面的分量。如果只写建国以后的三十二年，尽管努力加重这三十二年中积极成就的亮色，但错误联绵并且越来越重，总不容易克服给人们心头带来的阴影。六十年一写，情况就不同了。正如陈云所说：“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陈云还说：“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他把这称为“一件极大的事情”，这也是看得很深的。

　　第四，建议中央强调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建议为中央所肯定。坚持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什么？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政治、关于军事、关于经济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正确的，长远有效的，我们今天仍然用得着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形势和任务发生变化，时过境迁，主要只有历史价值的；还有一部分是实践证明为错误的，在今天只有反面经验的教育意义。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超越于这些具体内容之上，是属于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更高层次的东西，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样的引导，无疑对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有重大意义。

　　最后，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经济调整的主张，非常重要，是为了解克服当时重新出现的新的急躁冒进的苗头。陈云关于经济领域二十年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的论断，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原则的指导意义。陈云在计划与市场方面的见解，他为历史决议改定的“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那句断语(这是他写好字条交给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后来十二大报告中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往往着重看到它的过渡性质，看到它仍旧未能完全摆脱的历史痕迹，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我们更应该看到它在突破过死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框框时的解放作用，看到它终于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前景。

　　不过，这已经更多地属于陈云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这个主题了。我这篇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的文章，就在这里打住吧。

　　(稿件来源：《学习时报》，作者：龚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