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共编史书确认南京大屠杀

　　《东亚三国近现代史》中文版昨天正式首发

　　由中国、日本和韩国3国学者联合编撰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中文版）昨天正式首发，该书的日文版和韩文版，依次在前两天发布。作为历史读物，参与本书编写的53名专家表示，目的是“维护共同的亚洲史实，对日本右翼教材的回击，给中日韩3国青少年以正确的历史认识。”

　　中国学者：编写过程中搁置争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步平研究员，是中方编辑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昨天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这本书作为3国学者的合编历史读物，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是3国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的妥协，“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对方的历史和我们共同的历史有深刻的理解。我们要求战争加害国应当有反省战争的觉悟，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需要建立宽广的国民意识”。

　　对于编写过程中3国学者可能出现的分歧，步平研究员对此没有回避：“编写过程中经常产生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我们可以讨论，但对一些重大史实的认定，我们从来不含糊。”步平列举说，类似“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我们不容做任何否定，但对一些具体的伤亡数字、残害程度，我们搁置争议，“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对历史的共同认识”。对此，抗日战争史专家、国防大学的何理教授也表达了相同的主张：这本书证实了中日韩3国学者可以在历史问题上形成共识，和平、进步、人道是大家共同的史观。

　　日本学者：我们先提出编篡创意

　　3国学者合编历史书籍，最初的创意据说是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因此，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顾不了这些，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击国内右翼教材对日本青少年的误导”。日本历史学家梅田正已说，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资助，所幸的是日本人民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梅田正已介绍，在日本，只要有2000册的起印量，就可以出版书籍，但是，这本历史教学辅助读物，起印数量就达到20000册，不但如此，发行的第二天，发行公司在不断接到读者感谢信的同时，还接到加印订单，“所以，我们立即决定加印15000册以满足读者的需要”。这位专家说，发行的当天，读者就表示了热烈欢迎，说“出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是盼望已久的书”，“日本人民的反响让我们意外，更让我们有信心与右翼势力抗争”。

　　在谈到日本学校目前所使用的历史教材时，这位学者解释，目前日本中小学校里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不是只有扶桑社一本历史教课书，而有8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同时并用，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发行量只有0．039％的占有率，“右翼教材明知自己不被看好，所以不断地找机会威胁我们”。

　　在发布会上，梅田正已等日本学者表示，大家不会屈服于国内的右翼威胁，但是，这本书只能作为辅助读物而成不了教材。

　　韩国学者：日本政府要站出来

　　在共同开发国际教科书问题上，韩国国际教科书编纂研究所的李泰永教授，努力了15年，“大家在没有对历史进行清算的状态下，3国的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应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位现工作在清华大学的历史学专家说，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学者的事情，只靠学者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应该直接参与进来。

　　李泰永教授引述欧洲的经验，说欧洲尤其德国对历史反省得好。“开始的时候，德国和波兰只是在学者的层面进行研究，其成果并不显著。”这位教授说，如果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在1972年的时候，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波兰，以下跪的方式进行了道歉和反省。东北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3国进行合作的话，日本政府首先要出来给予支持。如果政府不予以支持，3个国家的学者再努力也只是低层次上的一种交流。

　　“如果现在日本首相到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反省和道歉，对韩国统治36年进行道歉的话，东北亚的合作将会非常有前景。”历史教科书问题，他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历史的一个清算，“在清算历史过程中，不仅仅要编纂历史的教科书，而且日本政府应该出来予以支持、理解”。

　　作者：本报记者江金骐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