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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苏州评弹(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0日05:10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陈云与苏州评弹(组图)
陈云同志在听评弹节目录音

  与评弹结下不解情缘

  在陈云的幼年,即20世纪初,苏州评弹在他的家乡已经很为流行,陈云从小就与苏州评弹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苏州评弹是曲艺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它起源于苏州。评话俗称大书,只说不唱,书目有《三国》、《隋唐》、《英烈》等;弹词俗称小书,书目有《珍珠塔》、《三笑》、《描金凤》等。苏州评弹用吴语说唱,有说、噱、弹、唱多种艺术手段,刻画人物细腻生动,唱腔委婉动听。

  陈云出生于青浦练塘镇,两岁丧父,四岁丧母,他和姐姐都由舅父廖文光抚养。当时练塘镇上有畅园和长春两个书场,开始是舅父经常带着陈云去书场听书,听着听着竟上了瘾。后来陈云上了小学,就常常做完功课后,自己去书场听书,没有钱买筹(书票),就站在书场后面墙壁处听书,俗称听“戤壁书”。他还把从书场里听来的故事像说书先生那样说给同学们听,使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陈云高小毕业后,由老师的弟弟张子恭先生介绍,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工,后转为店员。这段时间,有空也常去书场听书。但后来参加了革命,南征北战,就远离了自己所钟爱的家乡艺术。

  1957年、1959年,陈云因心脏病,两次到南方养病。因为听评弹对养病有益处,于是又重新开始听久违了的评弹。他在杭州、上海、苏州等地,利用公余和疗养时间,听了大量的评弹书目。半年时间,就听了蒋月泉、朱慧珍、杨斌奎、朱介生、薛筱卿、徐丽仙、吴子安、曹汉昌等名家的30多部书目。陈云听书总是以一个普通听众的身份亲自前往书场。警卫人员担心他的安全,他说:“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我们进书场不宜过早,也不能太晚。”他还向他们交待:“不要在书场门前停车,与我同行的有一二人就可以了。”他与听众坐在一起听书,听到演员放噱头时,就与大伙一同放声大笑。

  陈云在听书期间广泛接触江、浙、沪三地的评弹艺人和干部,与他们交朋友,或个别交谈,或举行座谈,一起切磋书艺,交换意见。1960年3月,他在杭州听老艺人杨斌奎和杨振雄、杨振言弹唱《描金凤》时,对于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开封有没有水路可通,有点疑虑。他专门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进行考查,考查结果是在隋朝就通过船,明朝仍是通的。他把历史研究所的考查材料打印几份,分送杨斌奎、朱介生、薛筱卿三位老艺人。他还经常接见青年演员,鼓励他们努力成材。他听了上海青年演员赵开生、石文磊演唱的新书《青春之歌》后,与他们亲切交谈,肯定他们的成绩,又提出一些意见,如书中对“三·一八”惨案的解释与历史有出入等。所以江、浙、沪评弹界上上下下都亲切地称呼陈云同志为“老听客”。

  苏州评弹是一种发展得成熟并拥有丰富、完备艺术手段的曲艺艺术,有“江南明珠”之美誉。陈云不仅自己欣赏,还热情地把评弹推荐给其他领导同志。1960年夏天,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经他提议,在锦江饭店八楼开设一个可容30人的临时书场,由上海评弹团演出选回和开篇,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张闻天等成了常客。周恩来听了青年演员余红仙演唱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十分赞赏说:“曲调谱得好,唱得好。”这次演出连续十多天,场场座无虚席。

  评弹艺术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陈云同志重新听评弹,开始是为了有助于养病,但作为一位政治家、领导人,他对评弹并不停留在娱乐和欣赏的层面上,他进一步思考的是这门优秀的民族艺术如何保存和健康发展,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他通过听书,通过与众多评弹艺人、创作人员、从事评弹工作的干部以及听众的广泛接触,对评弹的历史、现状、书目、演员、管理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评弹艺术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评弹艺术的发展规律和总体战略思想、传统书目的批判继承问题,保持评弹的本体特征问题,提倡新书目、吸引青年听众问题等,发表了独具见地的意见。这些意见对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9年11月,陈云同上海市文化局、上海评弹团、上海电台戏曲组的负责同志谈话。他提出了一类书、二类书、三类书的概念,他认为一类书(传统书目)要逐步整理,去芜存菁;二类书(解放后根据古典小说、戏曲改编的书目)要提高其艺术;对三类书(现代题材的新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说:“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1960年1月,他还写了《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书面材料,谈了具体的意见。

  陈云很重视评弹人才的培养。1961年,他提出,评弹界应该有自己培养人才的学校。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1962年由苏州、上海和南京联合创办了苏州评弹学校。陈云同志还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后来这个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评弹新人。

  1962年2月,他与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不能忽视评弹和曲艺的娱乐作用,他说:“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作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同年7月,他又写了《目前关于噱头、轻松节目、传统书回处理的意见》,指出“要有噱头,但要防止错误地滥放”,“要有轻松节目,但要防止下流”。

  粉碎“四人帮”不久,1977年6月由陈云同志提议,文化部同意,在杭州举行了评弹座谈会,陈云写了书面意见《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他说:“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的特点不能丢掉。”提出要“面向农村,到农村说书”。

  1981年4月,陈云在同上海评弹团负责人谈话时,说:“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他还提出了评弹要吸引青年听众的著名论点:“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在就青年中,去逐步提高他们。“出人、出书、走正路”概括了评弹艺术的发展规律和方略,对其他文艺事业也有普遍指导意义。

  1982年春,陈云听了上海评弹团新编的中篇评弹《真情假意》,作品描写孪生姐妹琴琴和佩佩与先进青年俞刚之间的感情纠葛,歌颂了新时代青年的高尚情操。陈云先后听了30多遍录音,称赞这是一部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成功的作品。1984年他听了苏州评弹团创演的反映缉私斗争的新长篇《九龙口》的录音,专门写信给吴宗锡、周良、邱肖鹏,对作品给以热情的肯定和支持。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信件和谈话稿,1983年12月曾结集出版,书名为《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再版了增订本。这部著作不仅忠实地记录了陈云同志与评弹的一段不寻常的情缘;而且内涵丰富,处处闪耀出思想的光辉。

  在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回顾他对评弹艺术的关怀、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6月10日 第八版)
陈云与苏州评弹(组图)
陈云同志与评弹界人士亲切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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