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约旦河西岸最大难民营

　　现场报道：探访约旦河西岸最大难民营 （记者　黄敏　王昊）

　　如果打开一幅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图，你会发现这块狭长成剑形的地带上大部分地区都散落着一个相同的英文单词refugee　camp（难民营）。

　　巴勒斯坦难民营是历史的产物。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次日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大批的巴勒斯坦人为了躲避战火，纷纷逃离在以色列境内的家园，向附近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及其它邻近的阿拉伯国家逃生。

　　经过近60年的繁衍生息，这些难民营或依附大城市，或盘踞边界地带，从人口数量上讲已颇具规模，生活在难民营里的人早已成为巴勒斯坦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有巴勒斯坦记者戏言，没有钻进难民营，就不算来到巴勒斯坦。

　　坐落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纳布卢斯东南的巴拉塔难民营，堪称西岸地区最大的一座难民营。这个面积仅1平方公里的难民营里，生活着1．2万人。在过去持续4年多的巴以冲突中，巴拉塔以“盛产”激进武装人员著称，是以色列国防军重点予以“照顾”的对象。

　　最近巴拉塔的曝光率升到一个新高度，因为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难民营居然接连冒出十几个怀揣炸药的少年“肉弹”，以色列指责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是始作俑者。成为新闻媒体热炒焦点的巴拉塔也由此而披上一层神秘色彩。

　　憋，这是第一个感觉

　　沿着60号公路到了纳布卢斯最大的哈瓦拉以军检查站。照以色列国防军的统计数字，这两个月已经有15名巴勒斯坦少年携带爆炸物试图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因此，这里的出入关检查比起拉姆安拉严格了很多。　经过检查站后，当地朋友加兹与我们汇合一同驶往目的地。“往右，”加兹指挥我们从大路拐进一条狭窄的街道，“这就是巴拉塔难民营”。

　　憋，这是第一个感觉

　　。狭窄的街道，抹着石灰外墙的新房和斑驳的旧房紧紧地贴在一起，一排一排无序地延伸到前方。路面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我们的车底盘低，只能慢慢在巷道中爬行。

　　亚裔面孔在这里成了稀有品种，成功地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

　　“日本人！日本人！”一阵阵好奇的轻呼在我们身后响起。真奇怪，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对亚裔面孔的第一反应都是日本人？

　　路旁有家小店，两平方米的店面，只有一张用木板和木棍搭起的脏兮兮的桌子，上面摆放着十几包膨化食品，一面墙上也挂了几包。看店的小男孩木木地坐着，我们的经过牵动了他的脑袋和目光。

　　雅法文化中心

　　难民营里有个“雅法文化中心”，负责组织北部地区————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盖勒吉利耶、杰宁的文化活动。

　　为什么取名为雅法文化中心呢？工作人员法耶兹解释说，因为巴拉塔难民营里80％的居民都是1948年战争爆发后从雅法地区逃到此地的难民后代。

　　文化中心其实也就几间简单的办公室，只在走廊里贴了一些宣传照片和一张活动通知。法耶兹指着门梁一侧墙壁上的四五个坑说：“一星期前的一个深夜，5辆以色列军车冲进难民营，以军士兵的子弹打破窗口玻璃一角，钻到这面墙上。”“幸运的是，当时是深夜，办公室里没有人，”法耶兹耸耸肩说，“不过，这样的事情在巴拉塔太平常了。以色列军营距离这里最远也就两三公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的军车可以在5分钟之内赶到。”

　　我们坐在文化中心的会客室里等待采访对象———武装派别“阿克萨烈士旅”的一名领导人。中心的工作人员显然对我们很好奇，问各种问题：来自哪里，住哪儿，多大了，是否结婚……一边聊着，一边有人端上香香浓浓的咖啡。

　　文化中心里人来人往。正是放学时间，一些孩子背着书包进来与工作人员打招呼，显然是这里的常客。法耶兹说，隔壁有个小学和中学，这些学生经常来帮忙。

　　等了很久，那个武装人员阿布·穆罕默德才出现。他向大家问候，然后一起聊天、说笑、喝咖啡、抽烟，甚至笑称法耶兹是他的领导，因为法耶兹在过去4年反反复复被以军抓了24次。

　　武装人员、以军通缉犯、在以色列监狱关过的囚犯都是难民营里的一分子，普通一分子。

　　难民尼姆尔家

　　尼姆尔·达乌德是巴拉塔难民营里一个普通孩子，15岁的他这些天成了新闻人物。

　　5月24日，他携带一个装满爆炸物的塑料袋，试图通过哈瓦拉检查站，被以军士兵发现后逮捕。

　　走进尼姆尔的家，很小却出乎意料的整洁，向大门的一面墙也特意设计成拱门形状，墙面上贴着黑色和棕色相间的壁纸，很有些怀古的味道。看得出，主人是个关注生活细节、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客厅角落里摆着盆栽，电视机上摆放着三个相架，照片上三位男主人公长得很相像，后来得知他们都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其中包括尼姆尔。知道有记者来采访，尼姆尔的父母都在，还有儿女们和一些亲戚，于是原本就小的客厅显得很拥挤。

　　尼姆尔的母亲很激动地向记者讲述儿子被捕那天的事情：“傍晚，有孩子跑来告诉我说尼姆尔被军队抓了，我根本就不信，问他们是黑脸的还是白脸的，他们说是黑脸的，我有点担心了，因为我的孩子比较黑。后来我大女儿又打电话说让我看电视新闻……真的是尼姆尔。”　“我可以接受孩子加入任何党派组织，只是希望他不要搞什么武装斗争，”尼姆尔的母亲说得很直接，也很无奈。

　　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不一定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伶俐是个天才，但都希望孩子能够平平安安长大，谁愿意孩子粘上暴力、血腥呢？

　　“有没有听说在以色列监狱里比较容易考大学？”我们问道。

　　在场的人都说听过这种传闻，但认为这种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尼姆尔没什么志向，再说要考大学还早着呢。”母亲说。

　　不善言辞的父亲扳起手指说：“尼姆尔今年15岁，他还要再花三年读高中，尼姆尔再笨也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情愿蹲以色列的监狱去考大学。再说，巴勒斯坦人有自己的教育制度，即使在以色列监狱修完课程，也必须参加巴勒斯坦的考试。”

　　警惕的武装人员

　　从尼姆尔家里出来，我们上车再次进入曲里拐弯的街道，慢慢地、颠簸着前行。“右边，一个武装人员，”加兹说。果然，一个背着M—16的青年。“左边又一个。”那人的腰间别着一把手枪，看背影，很健壮，很年轻。

　　就在四处搜寻武装人员身影时，两名中年人拦住了我们的车，凶巴巴地问道：“你们是谁？”边问边打量车内的一切。

　　看起来来者不善，我们连忙解释是中国记者，来采访，同时拿起我们的“长枪短炮”———专业相机以示证明，加兹也在旁边帮忙说话。两人将我们放行。加兹说，可能因为我们的车挂着以色列牌照，他们比较谨慎。

　　好不容易终于出了巴拉塔，再次驶上宽阔的大马路，我们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回头再望望难民营，有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在那里生活。（完）（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