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下的“文明”

　　新快报记者徐碧姗除了军事的、政治的手段外，日军在沦陷的广州还在社会文化教育方面推行奴役政策，“日军是用刺刀来推行这种奴化教育的，当时普通的民众饱受屈辱，但面对异常残酷的暴力也非常无奈。”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官丽珍告诉记者，她所著的《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一书和《抗战期间日本对广东的文化侵略述论》一文对日军对广州和广东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侵略作了详细披露。

　　儿童被强拉入读日语学校1937年9月，日军飞机频繁地袭击广州，学校的校舍被炸毁，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广州先后被日机轰炸过的学校有中山大学等大、中、小学校十多所。日军进入广州后，采取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开办日语学校。日军在广州开办日语学校5间，共14个班，学生达681人。日军开办的日语学校均由日本人担任校长、教师。日军在日语学校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首先就从语言下手，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大讲特讲日本的地理与历史，即使学校的音乐课也以教唱日本歌曲为主。这些学校的学生从何而来呢？日军为了充实日语学校的人数可谓不择手段，派出日本士兵从民居里、街上强拉小孩。在日语学校的教室里还设有体罚刑具，强迫学生绝对服从日本教师，学生稍有不从，便进行体罚。为达到目的，在实行体罚的同时日军还采用引诱的手段，比如给每个小孩上学发面包等。此外，因受到日军侵略而学校停办、学生失学使广州的教育事业一落千丈。广州市区内各类学校被迫停办，仅有小学13所，中学1所，全市学龄儿童共有5万多人。但这个时期内，广州全市小学生最多时也仅得6000余人。1940年11月1日，日军在广州成立了“广东省童军事业协进会”，以武力推行所谓“中日文化沟通”，规定高中以下的学生都要组织童子军。据估计，当时广州高中以下的童子军有3000人，幼童军约2500人。

　　18份报纸被迫停刊沦陷后，广州的报业立即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山日报》、《中山夜报》、《商报》、《国华报》、《越华报》、《广州日报》、《共和报》、《环球报》、《司法日刊》、《民族日报》、《现象报》、《救亡日报》、《国民日报》、《新国华报》、《市民日报》、《大华晚报》、《广州英文日报》、《广东英文日报》等共有16份中文日报和两份英文日报在广州沦陷时停刊。日军占据广州后，曾组织了一个专门性的出版机构协荣印书馆，组织出版了《新亚》、《华南公论》、《协力》等几种较大型的刊物，这些刊物均弥漫着“东亚共荣共存”的毒素。除了报纸，日军还利用标语楹联、传单、壁画、口头宣传、电影等手段进行奴化宣传。其宣传主题，也不外是“建设东亚新秩序”、“日华提携，共谋繁荣”、“拥护汪先生和平救国”等不伦不类的谬论。

　　典籍古迹被大肆掠夺、破坏还在日军轰炸阶段，广东各地图书馆抢救藏书的行动已经开始。广州沦陷后，诸图书馆欲大量抢运图书已难办到。中山图书馆不但被迫停馆，馆舍还被日本海军武官府霸占。未来得及运走的书刊近十万册，后均为日军掠夺而去。日军进入广州后曾搜刮了颙园的佛经一套达数十箱之多。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字画古物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凡是见到中国文物，便设法掠夺。只因当时日本侵略军喜好石砚，因此广州市面的石砚均被扫购一空。文化古迹也难逃厄运。1938年3月27日，日军飞机对广州杨箕村龙潭古庙投弹7枚，摧毁了这座庙宇。坐落于广州黄埔回龙市街口旁边的一座古庙，村民称之为“大庙”。日军入侵黄埔，“大庙”首当其冲受到破坏，日军进庙扫荡，把泥雕木塑砸烂，改作日军驻扎的大本营。日军还把胡乱捉到的乡民拉到庙内严刑拷打，随意用酷刑。

　　良家妇女惨遭性奴役日军进入广州后在市内设立“慰安所”，将抓来的姑娘囚于所内。当时广州的爱群酒店内曾设有“皇军慰劳所”。根据当时任日军十八师团兵站军曹的野村开回忆，第十八师团的兵站部队驻扎在中山大学附近，他们将民居改作“慰安所”。日军还派特务乔装公司职员以招募赴海南当护士、医务人员为名，骗说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许多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良家姑娘为养家糊口就上当受骗被送进了“慰安所”。她们被迫一天24小时借客，必须随叫随到，一个“慰安妇”一天有时最多要接客20多人，很多女子只好用死来摆脱这个人间魔窟。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是继英国之后又一个公开的、有组织的在中国进行鸦片贩毒的国家。沦陷期间，广州烟馆林立，日伪统治者在禺北（今白云区）诱迫农民种植罂粟熬制鸦片，后在番禺县化龙、南村等地山坑沙田也有种植。1950年后才告绝迹。（穗风／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