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出“霸王车”里的“霸王”

　　“发改委行政调控药价遭质疑，降价幅度将作调整”（《东方早报》6月9日）的消息早在许多业内人士的预料之中，发改委的这种调整显然是对部分药品制造企业激烈反对调控药价的回应。其实，如果在政策出台前就广听民意，发改委当可避免这种“调整”的窘迫处境。只是，有人可能当惯了领导，习惯了发号施令，就懒得去调查研究了，虽说调控药价对老百姓可能有益，但效果有限，“七寸”拿得不准，自然只能收获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政策出台前不做认真的咨询和调查，出台之后又并没有良好的应对措施，这些毛病非发改委一家独有，而是诸多官老爷的“顽疾”。

　　6月7日上午，有记者在北京西客站见到一辆特种车绕过两排等候掉头车队，闯过斑马线，强行挤入正常行驶的车道之中。（新华网6月8日）这种车叫做“霸王车”，我是一个极其痛恨“霸王车”的人，每次看到“霸王车”在路上横冲直撞，拳头就“格格”作响，可惜我没有周星驰那种砂锅大的拳头，不然一定砸烂“霸王车”的挡风玻璃，然后以风速逃离作案现场，保证让收租婆追不上。当然，由于我是良民，以上幻想永远只能是幻想。不过，我还是希望诸多单位的领导们能够携手治治“霸王车”，早点揪出“霸王车”里的“霸王”。

　　“建行称小额账户年内可能全国收费，对客户有好处”（《新京报》6月9日）的说法极其可笑，本人智商很差，所以不能毕业自北大清华，尤其不能理解为什么收费比免费好。收费就收费吧！不要找这么多借口，尤其不要找这么多招骂的借口。

　　3000亿———不忍面对的真实

　　“农民工追讨千亿欠薪需付3000亿成本”（《中国青年报》6月9日）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日前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3000亿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难以想象这数字背后晃动着多少无奈的面孔，流淌着多少屈辱的泪水，掺杂着多少愤怒而绝望的情绪……

　　少数黑心雇主的躲避、拖延固然是农民工讨薪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必须无奈而清醒地承认：某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低下也是造成农民工讨薪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调查表明，有的农民工仅仅在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阶段就要花出几百元至上千元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也许，劳动监察大队真的很忙，但是有没有忙到接受一个举报需要农民工来回跑几趟乃至十几趟的地步？农民工是一群为了糊口而四处奔波的人，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时间成本，他们都支付不起。

　　面对现实，我们当然知道处理农民工欠薪问题非常复杂，有关部门即使做出了正确的裁决，执行起来也往往是一无所获。但是，某些政府部门至少可以尽快地倾听他们的投诉与哭泣，并且记录在案，让他们的投诉尽快得到受理，而不是推脱、搪塞甚至置之不理。

　　每到年底，总有一些农民工因为讨薪无果而被迫爬上高楼欲寻短见，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跳楼秀”，他们的哭泣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最刺耳的音符。也许，某些政府部门对很多事情确实无能为力，但是至少他们应该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做到了吗？“农民工追讨千亿欠薪需付3000亿成本”就是一个真实的答案。

　　生命谢幕不仅是高考问题

　　“女生高考后坠楼身亡，可能因压力大导致精神分裂”（《贵州都市报》6月9日）是发生在遵义的惨剧；“高三学生逃避高考跳井自杀”（《华商报》6月9日）是发生在西安的悲剧。如今，高考已经由命运的关口转变为少数人生死的关口，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高考承载了太多的沉重使命，它是可能改变命运的管道，而且是少数比较公平的管道之一。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因为焦虑而上演的一次次生命谢幕，反思关于高考的问题必须放到大的社会背景里来考量。一个升平日久的社会，其成员必然更多考虑个人发展的机会。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中，难以否认的是，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拥有更多的特殊便利以及社会资源，其子女也自然会享有较好的教育机会和个人前景，即使成绩并不出色也没有太大关系。但大多数人的子女只能经由高考这一管道，才有提升自我的可能。

　　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知识崇拜意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以及较为单一的社会价值认可坐标，都把文凭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经济越发展，这种可怕的畸变就越明显，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出现多元的社会价值认可座标，即使有诸多“富豪榜”的出现，实际上在短期内也没有撼动传统的价值观念。年轻人自主创业并非家长们认可的最佳方式，倒是公务员的报考点屡屡排出长龙。一个创业机制并不十分完备的社会，一个法制环境尚待改进的社会，当然让诸多准备“下海”的人心有余悸。心有余悸的直接表象就是社会对高考的过度关注，处于关注焦点的人承受了过多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悲剧当然难以避免。

　　生命谢幕并非仅仅是高考问题，它的解决需要等待，必须等到社会价值认可坐标更健康更多元的时候才能彻底终结。（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