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山东人)任继愈：哲学性格淡泊人(图/简历)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0日14:12 水母网

任继愈小传

　　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被委任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任该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1985年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兼宗教所名誉所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现任国图名誉馆长。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记者　施芳

　　见到任继愈先生已经不知多少回了，多数是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重大活动上。作为馆长，他都会欣然发表一番讲话，而我只是默默地听着，远远地注视着这位在众人包围之中的尊敬的长者。第一次与先生面对面地交流是4月14日，先生从国图馆长的任上退下已近1个月。

　　哲学的性格在于寻根问底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与先生同进哲学系的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任继愈缘何喜欢研究哲学？因为他遇事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

　　任继愈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而当初他的兴趣在于西方哲学史，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一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随校南移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自不待言。“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这样写道，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我现在经常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那段时光。”任继愈说。当时学校条件虽差，但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课余经常举办一些学术讲座，任继愈有时间就去听。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与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任继愈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毛泽东启发他研究宗教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驳倒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即宗教”的观点，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

　　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古籍整理是先生近年来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由他任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才陆续出齐。

　　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先生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

　　“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一个地方给1000元工资，另一个地方给1500元，他就去给1500元的地方，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先生最后感慨道：“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如果大家都这样对于集体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或者索取得多回报得少，集体就没有发展。”

　　任继愈小传

　　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被委任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任该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1985年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兼宗教所名誉所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现任国图名誉馆长。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哲学研究起家，晚年倾心于古籍整理。近90高龄的他，不久前才从担任了20年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岗位上退下来———

　　任继愈：哲学的性格

　　记者　施芳

　　“这些善本终于重见世人了。”带着一脸欣慰的笑容，任继愈先生徜徉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展的展厅里。年近90高龄的先生一个月前刚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当了20年馆长，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

　　“哲学的性格在于寻根问底”

　　先生从哲学研究起家，我的访谈也由此切入：“为什么会研究哲学？”先生说，因为喜欢抽象的问题，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打破砂锅问到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当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

　　对大学时光，先生充满感情，他说三年级时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南迁。任继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先生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打破“中国无宗教”的观点

　　先生告诉我，研究中国哲学史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投身宗教研究则是历史的机缘。

　　1963年冬天，周恩来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这个批示，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儒教即宗教”，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在《从儒家到儒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任继愈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的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

　　“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

　　任老的性格似乎就像哲学的性格，穷追不舍，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去探究新的问题，克服一个不圆满又会生出新的不圆满，追求无止境。

　　除了研究哲学与宗教，古籍整理是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的事。由他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先生多年孜孜以求，却每每感叹后继乏人：“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谈到“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的态度时，他奉劝说，“做学问需要亲自动手去实践，否则记不牢搞不懂。一桶水，光取不添，会干涸。个人对于集体，如果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或者索取得多回报得少，集体就没有发展。”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22日第十一版)

　　责任编辑:刘家昌第 1 2 页

　　北大的“老”与“大”

　　任继愈

　　自从我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共三十年。我调离北大后，仍在北大兼任教学工作。这样算来，我与北大同忧戚，共浮沉，已有五十四年。

　　北大有北大的特点，特点是什么，近来认真想了想，可用两个字概括，一是“老”，一是“大”。

　　写北大校史一向从1898年创建“京师大学堂”算起。我觉得这个算法不符合北大的历史实际状况。

　　大学名称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欧洲古希腊也有讲学的地方称为学院。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社团，最早的大学建于十一世纪的博洛尼亚，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十二世纪起，有巴黎大学、牛津大学，以后逐渐增多。如果照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大学，中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起码要早一千多年。汉武帝元溯五年（公元前124年）设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是西汉太学建立之始。中国不叫大学叫太学，意思是一样的。昭帝时增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按：二百人）。西汉末年，经学盛行，成帝绥和八年（公元前8年）增到三千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就当过太学生。东汉顺帝、质帝时，太学人数又有大量增加，达到三万人。

　　从西汉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到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二千多年，太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要课程，以三纲五常教育学生，辛亥革命(1911)前，京师大学堂每月定期向学生宣读《圣谕广训》一次，灌输忠君思想。1913年，已进入民国时代，清朝隆裕太后死了，教育部令各校放假一天，大总统的生日，也要放假一天。1915年政府授给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以“中大夫”的头衔。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北大直到“五四”以前，它是汉唐以来“太学”的继续。

　　再看“五四”以前学校的课程设置，“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以经学为主课，1909年，有“经科”，下设“毛诗门”、“周礼门”、“左传门”。和清朝国子监教学内容没有什么区别。

　　以上这些事实都表明，“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带有很重的封建气味，从它身上可以看出二千年来中国古老“太学”的影子。

　　古代太学生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他们不大甘心读死书，王莽要当皇帝，太学生上过书；嵇康被判死刑，太学生上过书；京师大学堂时期1902年，清朝向沙俄出卖中国的权利，大学堂学生上“抗争俄约疏”。1905年美国排华，北大同学刊印“广劝抵制美约说”，广为散发，抵制美货。1907年，慈禧对这批大学生很不放心，发出“上谕”，严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禁止学生“悖弃圣教”，“变易衣冠”。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了“五四”运动，大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这是从学生方面看北大从太学中继承的老传统。

　　从旧北大的校领导人来看，蔡元培先生是个教育家，学者，有官气。蔡先生以前和以后的校长们有官气的较多。西南联大时期同学们曾议论过北大的蒋梦麟校长和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认为梅贻琦校长在办教育，蒋梦麟校长在当官，后来竟给宋子文当秘书去了。有人说，这也许北大的旧传统太深，“国子监祭酒”非有官气不可吧?太学生关心国事的传统与国子监祭酒当官的传统竟绵延不断地传袭了二千年！

　　再说北大的“大”。

　　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曾提出：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国承数千年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这里提出了破除数千年专制之积习，防止“持一孔之论”，容纳不同观点的学说，给各家以争鸣的机会，无疑起了繁荣学术的作用，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条通路。

　　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我进北大时，蔡元培校长已离任多年，但当年的学风还在。形形色色的教授中，有衣冠楚楚的，也有衣履躐蹋的；有口才便捷的，也有语言不清的；有有学历头衔的，也有没有上过大学的；有新人物也有老秀才。北大教师的总体阵容是壮大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全国解放后，经历了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这里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解放后的新校风。人们在众多流派中各自汲取其要汲取的，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它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深。不知这里是否杂有个人的偏好?作者简介任继愈1916年生，原籍山东平原。1934年毕业于平大高中，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92年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4年至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1987年至今，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责任编辑:刘家昌第12 页（来源：本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