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传统和“本土”在当下中国的取舍程

　　亚文 东方眼

　　中国人心灵的不开放，其实不再是对外来知识不开放，而是对本土文化和知识不开放。这一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

　　在当下中国思想地图上，前年围绕北大教改而引发的“华人大学理念”争论，及去年因为蒋庆“读经运动”而带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论辩，其参与者之众、论战之激烈，无疑隐喻了21世纪到来之时，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与前途在思想观念上的转折。文化保守主义与学术自主的思潮涌动、蔚为大音，其反对的声浪也一直引人注目。

　　一向对此不以为然的旅美作家薛涌先生，近期针对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研究院一事，再次表达了一些不恭（薛涌：《“借鉴”之后能偿还吗？》，6月4日《新京报》），而在此之前，他还曾在批评邓正来先生的“警惕文化霸权”说时，做出如下评判：“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一股狭隘的‘本土主义’思潮”。在薛先生看来，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阵脚大乱的现实”。（薛涌：《学术就是学术》，2月28日《新京报》）

　　果真如此？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些年来，中国知识阶层对自身传统和“本土”知识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与其说是“阵脚大乱”、“狭隘”，不如说是因为知识视野更加开放、对中国文明前途所系何处有了更洞察精微的把握和定位。笔者就坦然承认，在目前中国所处的情境中，我宁愿做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从个人了解来看，中国的那些“传统主义者”，未必真像薛先生所说的，一味只知“传统”而不知“现代”，只知“本土”而不知“外来”。

　　当然，笔者对要不要坚持和复兴传统、需不需要“本土”认识，在低度上是持价值论，在高度上则是持工具论，并不认为传统和“本土”的价值，是整个儿不言自明，也不认为在任何时候，它们都值得不懈提倡。对薛先生前年在与张旭东先生论辩时，就上世纪初叶日本国粹主义运动与后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间关系的反思，及由此认为现时中国人不可将复活“国学”和传统运动化，笔者是持赞同态度的。但笔者同时又希望能以一种技术性的眼光，来把握传统和“本土”在当下中国的取舍。

　　思考今天要不要善待和复兴中国自身文明传统，一个主要的背景就是近世以来中国人在这方面所走过的历程。从过往上百年的时间来看，中国人在此长时间“屈辱”过程中的一大缺失，恰恰就是否定传统过度。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在信仰层面，中国自身的宗教性传统受到严重破坏，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日益紊乱；二在知识层面，中国本有的一套对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及人与世界的解释和处置结构，因为中国近代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而连带受责、被几代中国人弃之如敝屣，这又使得当代中国人在处理一些“理性”的事物时，极其缺乏适宜于本土的知识资源。

　　薛先生去国多年，对中国人在信仰与知识两方面的缺失，恐怕已感触不深。正如他在以往一些文字中所提到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宗教传统极为深厚的国家，也因为宗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至为重大，薛先生感觉这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弊病。薛先生以美国情境来看中国，当然会觉得中国人复兴传统、甚至从传统中建立信仰，有“愚昧落后”之嫌。

　　其实这一问题应该怎么来看，19世纪的英国著名文化论者马修·阿诺德早有令人信服的判断。此公在个半世纪前比较美英与欧陆的文化高下时，就曾指出美国是一个清教徒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希伯来精神过于强盛，以至压抑了希腊精神。他给英美社会开出的药方，并不因此就是丢弃基于宗教的希伯来精神，而迁就基于理性反省能力的希腊精神，而是认为两者之间应该取得平衡。

　　阿诺德是说美国，转到中国来，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世俗性很强的国家，并无深厚的宗教传统，就是深藏于儒家礼仪中、并不深厚的一点终极关怀，在近世以来也被破坏殆尽。所以中国文明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下的美国恰恰相反，那就是应该花大力气，重建终极关怀、复兴希伯来精神。道理很简单，缺什么就补什么，多什么就减什么。

　　所以，在现时段要不要谈传统和“本土”，完全是一个时态化的问题，如果没有晚近以来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一味破坏、对中国人精神世界造成了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那么，今天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这样为传统而大声疾呼。当然，需要复兴的并不只是中国本身就很薄弱的希伯来传统，“五四”所追求的科学精神……广义来说是希腊精神，同样因为在中国迟迟没有结出正果，而应该重建。

　　这种工作该如何去做呢？21世纪的中国人在思考自身的文明创新时，如果对科学精神稍有尊重，就不能不直面这样一个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时间过去，一代代中国人拼命向西方学习，来自外域特别是西方的知识思想，已深深参与中国国家历程，实际上也已成为中国文明的有机构成，占有着显著比重。而以经验主义的思路言之，在故往漫长时间流程中形成的中国文明传统，与古和今的中国人的生命之间，不言而喻存在着密切关联。基于此，当代中国人首先需要建立的，不外是两个低度认同：对中国传统的低度认同，对外来文明的低度认同。

　　也就是说，在作为底线的对中国自身文明传统和对西方文化的低度认同之上，学术和知识的生长路径，所谓东西中外之别，已经没有意义。只要“因时制宜”，对应具体问题而选取知识资源，学术和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区别已不再是问题，缺少什么就吸收什么，而不必去问知识思想是出自何方。

　　当然，这里还是要说出来的是：基于传统在近百年来一直被破坏的中国特定语境，在当代中国文明复兴上不能不有着力点的取舍。那就是：要加强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仰世界和知识世界的探索，取其可用资源继续为今所用；与此同时一如既往不懈输入外来学理。中国人心灵的不开放，其实不再是对外来知识不开放，而是对本土文化和知识不开放。这一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

　　作者：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