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下的文学史写作

　　周巍峙

　　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周扬同志，他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是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子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扬的确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周扬同志真诚地动情地向那些受过伤害的同志致歉，同时泪眼模糊地剖析自己。在谈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艺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对鲁迅先生的意见尊重不够的缺点。作为一位文艺界长期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他具有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提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冯雪峰同志比周扬同志长五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至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在这次历史的会面之后，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文章中两人胸怀宽阔、对历史有深刻认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徐庆全新著《两只锦鸡：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写出了周冯的戏剧性关系。

　　《两只锦鸡》是冯雪峰生命的绝笔，徐庆全用作书名很有深意。书中比较准确地描写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牵绊、纠葛、恩怨，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

　　作者徐庆全同志，从1996年开始，致力于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也许正因为他不是研究文学史上的科班出身，他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反而是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不仅仅局限在文艺范畴内研究，而是把文艺活动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考察。书中对周、冯二人关系的考察，也是基于这个大舞台。舞台上远景，是我们党一幕幕波澜壮阔、丰富曲折的历史影像；而近景则是文艺运动历史上的一朵朵浪花。远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动的周扬和冯雪峰的形象，也就鲜活起来了，两人五十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还原到一个个历史场景中去；进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次“左”的大批判运动的历史，也在这种考察中清晰起来。

　　我很看重作者从历史大场景来定位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史这一特点。在1980年以前，我常听到周扬提到的一句话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而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意味着文艺界的每一次运动，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学史如果不与政治历史，也就是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要想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很难的。徐庆全同志在涉足文学史研究之前，就具备了丰富的党史知识，这就使他对文学史的研究，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感。

　　书中的资料非常丰富，有许多是首次亮相。徐庆全同志是从历史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实证史料等素养，他是具备了的。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具备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品格，古人称之为“史德”。按照古人的说法，“史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秉笔直书，“誉人不益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二是对于此前不甚清楚的、或者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经过自己的探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具有学术探讨的勇气和理智，尽力追求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他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却不是单纯地铺陈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地描述历史。应该说，这种探索难能可贵。

　　当然，我也不是对书中的观点或分析都赞同，而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学术研究也同样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况且，一本书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解决，同时也肯定有某些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和认同，也不妨碍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12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