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伪“天问”

　　近读两条“新世说”，一则宏观，一则微观，皆因奇而异之，一时引起以时评界为代表的“舆论哗然”。

　　一曰：农民工维权成本巨高，追讨1000亿欠薪，需耗3000亿成本！6月9日《中国青年报》“本报独家披露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开笔就说：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这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

　　二曰：初中学生，全班卅人，仅3人“知道屈原”，而且“驴唇马嘴”！端午来临前夕，6月10日的《现代快报》报道说，“南京某中学的叶海露老师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上周，初一年级某班的音乐课上，叶老师问同学：知道屈原的请举手？全班30个同学中只有三个人举手。第一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歌手，他唱过《离骚》；第二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厨师，他发明了粽子；第三位同学说：屈原是个医生，大家都管他叫大夫。

　　这两条“新世说”的出现，媒体当然是用心良苦。第一条为农民工讨薪呼吁，第二条为“留住端午文化”呐喊。可是我这个读者，读着这样的新闻，不客气地说：假的！或者说：伪的！或者说：似是而非的！

　　读“追一千亿欠薪耗三千亿成本”的消息，第一感觉还是“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而多少有点“权威”呢！记者在写作中玩的那点小聪明，大抵也只能误导读者几秒钟，最终你会发现，那仅仅是一个市里的、有关“青少年法律援助”的“研究中心”所搞的一个“调查”，调查农民工维权典型个案也仅仅“17件”，于是乎就“算”出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结果；甚至还有专家评价称，这是一份十分“写实”的调研报告。

　　调查一本正经地说，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如果这位（或这几位）调查者还懂一点经济学的鸡毛蒜皮，一定还会增加一个成本——“机会成本”，那损失的成本就更大了。至于调查报告说，“即便按最保守的920元经济成本计算，农民工维权成本也已经超出他们实际被拖欠的工资”，更让人哑然失笑：农民工平均每一笔“被拖欠的工资”，都是低于“920元”的。不用说这个“每笔低于920元”经不起常识性的推敲，换个角度看，那么，这些年来全国经过上至温总理、下至农民工自己方方面面努力已经讨回来的累计巨款，实际上是让农民工陪了更大的巨款！农民工看来真是傻蛋啊，自己掏出更多的钱千辛万苦去讨回更少的钱，还傻呵呵点着那几张讨回的钞票乐开花，春节喜滋滋地赶回家！

　　回过头看那被调查的典型个案“17件”这个数字，我们也只好承认如今的调查是太容易了，而媒体对调查的“独家报道”也太轻飘浮躁了。我真想告诉这些调查者与报道者：我所在的杭州《都市快报》，每年特别是春节前，都有一个“帮办”专栏，就是为农民工讨薪的，是一位报社的老同志附带操持的，他每年在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直接帮助农民工讨回来的工钱何止“17件”，170件也不止，但为此付出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从他成功讨薪的案件中选择典型个案“17件”，是否也可以写出调查报告说全国农民工讨薪成本“几乎为零”呢？

　　最后，给一点篇幅说第二条新闻的“悬妙”：初中生全班仅3人“知道屈原”，而且编排成“手机搞笑短信”般的形态：屈原与《离骚》有关，于是出现了可笑的“歌手”——我觉得最好编排成《橘颂》，因为《橘颂》被后人谱上曲子之后，那歌真是好听，我学生时代的音乐老师教唱时，还专门强调“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的“兮”不要唱成“兮”的原声，要唱成“噢”音；屈原与粽子有间接关系，于是出现可笑的“厨师”；屈原做过“三闾大夫”，于是出现可笑的“医生”。那天我看了这个新闻，我立马奔到我女儿的房间，问我那读小生五年级的女儿知不知道“屈原”，她竟然把屈原的“来龙去脉”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一点也没出错，我问她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她说：课文里有的，有一课就是专门讲屈原的。呵呵，原来这样啊！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告文学写作有一个基本道理：即使是真实的细节，因为不符合整体的内在逻辑，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时必须将其舍弃，否则恰恰是真实的“东东”让读者感受到不真实！这编排“学生不知屈原”的报道“细节”，即使真的发生过，那它也是“假冒伪劣”的，而必须弃之；问题是，这里的报道都是“主题先行”的，“学生不知屈原”与“追薪成本三倍”一样，都是试图以局部的“实真”证明整体的“真实”，都是用来说明那“主题已定”的“宏大观点”——那写端午的报道，就是“端午粽子难吃出味道，留住端午文化成共鸣”的“宏大叙事”。更可怕的是一些著名的时评家也跟风，硬是把这些伪命题加以“升华”，或上升到“端午焦虑是民族文化彷徨的缩影”的“伪高度”，或发出“运动式讨薪维权还能行之多远”的“伪天问”。(稿源：红网)(作者：徐迅雷)(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