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次违章中交警的告知义务

　　安徽来京人员杜宝良，从2004年7月20日至今，在北京真武庙路闯禁行105起被罚款10500元。5月23日，杜宝良到西城交通支队执法站查违章情况，才知道自己一不小心，105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此前，相关部门并没有提醒他在该路段违章的情况。据悉，杜一年的收入大约也就在一万元左右。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许多人指责交管部门执法不够人性化，甚至有“执罚经济”的嫌疑。但也有人认为，执法不应该同情弱者。所谓执法如山，那就是无情面可讲。如果105次罚款单是警察事先一次次都知道而有意不通知事主，那另当别论；如果是公安机关必须过一段时间清理一下电子眼，那就毫无责任可言。

　　在这个层面上的讨论，牵涉到两个层面的法治价值，其一是政府管理部门的执法层面，如何执法体现其程序正当。二是公民的守法层面，公民不守法到底该怎么办。

　　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中，高度组织化的政府是所有强者中的强者，法治社会的两个基本面：政府守法和执法遵守程序正义及公民守法之间，前者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对前者的约束自然也应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因此，在交通执法这个问题上，要求交警部门及时履行告知义务，无疑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

　　在指责交警的执法问题上，一些反对者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处罚程序必须及时告知，否则处罚无效。

　　但是，这里的“告知”也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告诉你此处不能通行，或者要遵守红绿灯；另一个告知是告诉你已经违法。这两个层面不能混淆。如果交管部门已经在相关路口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红绿灯，但司机还是要经常闯红灯，那么交警哪怕是守株待兔地等你违法的禾苗茁壮成长后，等秋后一起收割，交警部门也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在这里，交警部门只有告知你哪里应该怎样行车的责任，却没有告知你是否已经违法的责任。在很多领域，法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比如不能贪污受贿，不能抢劫偷盗杀人放火等等，不需要有关部门专门告知，谁要以身试法，法律伺候，事后惩罚就是。这一点，电子眼的暗中执法只是取证的手段，与程序正义无关。如果交警部门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搞执法陷阱，则是交警部门的责任无疑。

　　显然，法律如果不被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为公民所践行，所谓的法治也就只能是空中的楼阁。而交通违章往往需要以血为代价。在司机和汽车的下面，有一大群相对弱势群体———行人和非机动车主。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执法容不得半点人情。的确，相对于执法部门，司机也是相对弱者，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对司机这个“相对弱者”的违法行为采取同情和放纵的态度，就是对更弱的弱者———行人及非机动车主生命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