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的最低工资法

　　海外观潮之林达专栏

　　近日见《今日美国》报道，威斯康星州成为美国第十二个立法提高最低工资的州。

　　这些年，中国也在逐步尝试最低工资法。美国可以说是先行一步。留意观察，发现美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谨慎小心。

　　美国在建国之后，一直是一个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国家。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例如，自由首先意味着经济领域的自由。在美国，出名的是大公司大企业，而在下面垫底的，是不计其数的个体户以及三五个雇员、十来个雇员的小公司。这种自由经济的概念，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活力，任何一个生意的缺口、社会服务的缺口，都会被做梦也想发财的人们立即发现，马上填补上去。在这种传统下，雇主雇什么人，发多少工资，政府当然是管不着的。

　　经济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并不是说，一个国家有一个较好的政治制度，经济上就不会遭遇危机。较好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证了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有及时调节的可能。

　　美国遭遇的最大危机，就是1929年突然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出现四分之一的失业劳动力。在1932年大选的时候，全国的银行差不多都被迫关门，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玩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的办法，就是民众通过对竞选者的比较，选一个信得过的，换人做做看，换政策试试看。

　　罗斯福总统上台的时候，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也是在发展之中，要完全依靠理论很难奏效。当时曾经有两个著名经济学家同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献计献策，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主意。罗斯福总统看了只好苦笑，说经济这种研究，“实在是妙不可言”。罗斯福的办法，是非常谨慎、实用地尝试。最后以三十多亿美元大投资的国家工程，制造就业机会，先把一潭死水搅活。实际上，也就开了国家干预经济领域的先例。

　　在那个年代，确实有大批贫困工人难以生存，同时，适逢劳工权利的意识高涨。不是民主吗？广大民众就应该有发言权。大工会组织就要求国会立法，强迫私人业主支付给工人优厚工资。然而，站在一个有局限的立场上，民众完全有可能看不到，强行规定的高工资可能超出了当时经济状况的合理限度，可能导致大批企业发不出工资、无法维持而倒闭，导致更多工人失去工作，最终引发更大的经济萧条，倒霉的还是民众自己。

　　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美国政府艰难平衡民众利益和经济规律的容忍度，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法。它是一种平衡。既要保证工人起码的生活，又不能因此逼死了大萧条时期本来就困难重重的企业。

　　这样的做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困难重重。因为一个这样的大调整，事实上是有一批牺牲者的。最低工资定得低，有一批工人要活不下去，定得高了，一批小企业要破产。时薪每相差一分钱，都可能影响一批人。左右为难。就如同社会福利一样，低了不足以济贫，高了社会无法承受，会导致经济停滞，间接制造更多贫困人口。而且，最低工资也和福利一样，一旦定下来，就很难再降下来，因为还有一个民众的心理承受问题。由于一系列相关立法，打破了美国政府不干涉私人经济的传统，最高法院曾经在1936年的判决中，根据当时对宪法的理解和解释，判决纽约州的最低工资法是违宪的，其实就否定了当时所有的最低工资法。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实质性伤害经济、也就是不伤害民众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保障贫困劳工最起码生活的最低工资法，在美国终于被逐渐接受。但是，美国仍然保持了它在经济领域非常谨慎的保守态度，每次最低工资的调高，都是一分一厘，小心翼翼。

　　联邦现在法定的最低工资时薪5.15美元，还是八年前制定的。今年年初，美国国会讨论是否立法再次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从几年前开始，一些认为条件成熟的州，通过州立法，调高了本州的最低工资。现在，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17个州的最低工资高于联邦规定，最高的时薪达到7美元。这样分散的州立法，也是一种谨慎的、因地制宜的做法。

　　谨慎而公开透明的经济立法，让民众知晓其中的奥妙利害，这种做法和程序是值得参考借鉴的。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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