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崇尚“大”

　　中国人是欢喜做“大”事的。不说远的，近年来见诸新闻媒体的，就有西部某市属县曾打算耗资四亿左右人民币建造巫山神女像，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塑像达138米高度，要远远超过纽约自由女神像；今年新年，某市编结出一只八米高五米宽的中国结，需要搭脚手架才能挂起来；某市也不惜用数以吨计的糯米和馅子，做成了一只大汤圆……

　　中国崇尚大，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以孝治天下”之“孝”，荀子称之为“大孝”；教育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被圣人尊为“大学”；“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称为“大同”；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当然必定要加个大而成为“大道”了；朱熹为了突出这个“大道”的神奇价值，也离不开大，称道为“大本”：“大本者，天命之性”，这“天命之性”，就是“道之体也”；对人必以大为敬，如“大名”、“大笔”与“大作”；对于至高之道理，则以“大义”称之；各个朝代，均冠上“大”以彰显国威，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帝王所居的地方，则称为“大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反之，同样以“大”为至极，像“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的“大恶”之类。

　　最妙的是中国的好“大”，落实到了对人的评价上。这就是以“大”划线。中国历来将所有的人，分为两类，君子与小人。君子，也就是大人、大丈夫。成了官，也就有资格称为“大人”。这是很神圣的呢，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全集》第四卷，对“大人”与天地关系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大人”是指具有天地境界的人，这种人，不仅明了社会之全，更能明了宇宙之全，这种人，也就是社会之全的一部分，他贡献于社会，也贡献于宇宙；他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关系，也与宇宙有关系，他身不过七尺，却可以“与天地参”，寿不过百年，却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显然，这样的“人”，不论在社会中还是在宇宙间，都是堂堂的万物之灵。这是“大人”的真正标准，并将此标准称为“大人理想”。这“大人理想”是令人神往的，拥有这样理想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此奋斗了终生，也确实成为了“大人”——大写的人，即人类的表率。

　　正因为如此，这个“大”字，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极强、极广、极深的渗透力。我从小就知道中国农村家族造厅堂中的奥秘：小房造大厅。小房，是指人丁不旺的那些家族分支，人丁越是不旺，祠堂造得就越大，为的是凭借祠堂的大气魄，掩盖他们分支之衰弱；或者说，借祠堂的大气魄，撑出一派兴旺景象。就像一些地区，越穷越要把政府的楼宇盖大，哪怕挪用了国家的扶贫款；越闭塞越要坐大，“夜郎自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典故。遗憾的是，眼下，这种对“大”的追求竟成了时尚。据统计，在县级市建大广场的，竟占了全部县级市的三分之二；最近有消息说，中国有180多个城市，都要以大气魄建成国际化的大都市。往深处看，这也不难理解，近年来，经济腾飞中，有多少部门、多少人物，借“大”而成“大”，多少樗栎之材，借此成为了肩挑一方重任的栋梁。既然以大为优，自然就排斥小，以小为低劣，以小为鄙陋，因小，而被嘲为小家子气，归入小打小闹、小弄弄、不成气候之类，这种观念，顽固得可以置生死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于不顾，不说追求小轿车的普及率，就说用车的标准吧，许多地方对低于一点三升排放量的汽车，就不给上牌照，不许过长江大桥，不许走重要公路，不许进宾馆停车场，认为，文化高、职位高、有钱有身份的人就应该坐大排放量的车子，殊不知日本汽车年产量一千多万辆，拥有汽车将近一亿辆，其中只有30%以上是排放量一点三升以上的。……

　　呜呼，“大”也能成灾吗？

　　是的。如果只是某些人的一种精神扩展，其消极面是不能小觑的。大当然有大存在的理由，大有大的必要，中国人多，负担重，有些事情在螺蛳壳里是很难周转得过来的，简单拒“大”，是荒谬的。只是在写这个“大”字的时候，是特别要小心谨慎的，如果随意拍拍脑袋就动笔，并为了超越古人显示现代人的豪情或者显示个人的才干，在这个大字上多加点什么，那不是变成了过分的那个“太”，就是变成了悬空八只脚的“天”，或者，变成了夭折短命与摧残的“夭”，甚至于成了“犬”，“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那个“犬”。

　　据说，仓颉在造字的时候，最呕心沥血、也最为传神的，就在这种地方。(来源：文汇报；作者：俞天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