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写信，我留底”

　　在六盘水一专科学校任职的郑老师得知此次国博发起“抢救民间家书”活动后,向活动组委会捐赠了8封家书。6月10日,记者电话与郑老师取得了联系。他将其中三份家书传真给记者。三份家书中有两封是他与现在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的通信,另外一封是1979年在部队的大哥写给他的一封信,全文并不长,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6030部队”信签上,其中有不少繁写字。

　　“我家里现在珍藏有100多封家书,都是我与家人间的通信。其中,与父亲通信41封,与大哥通信60多封,与弟妹通信20多封,与儿子通信33封。”采访间,郑老师的认真与严谨的态度不禁让记者顿生好感。

　　郑老师告诉记者,他家是个大家庭,父亲是一个南下干部,母亲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早年住在纳雍县农场区的一个山区小镇上,那时兄妹9人,家庭生活极其贫困,但父母仍然比较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学习,先后送子女们进校读书。“所以在我们几个长兄走进社会后,与家人的通信相当部分是关于弟妹教育问题。”郑老师回忆道,在那个年代,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更贫乏,通讯条件极其落后,主要以通信为主,有急事时才偶尔发一两封电报,电话是极少打的,因此,通信便成了两地家人互诉思念、互告平安、互相勉励、互传亲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读信与写信之间,更是获得一种莫大的精神寄托,看信成了生活中的一大喜悦,回信成了生活中的一大乐事。”谈起家书书写缘由,郑老师的话滔滔不绝。

　　郑老师说,他人生的第一封家书是1975年写给在重庆当兵的大哥的,当时通信的主要内容包括相互间生活学习情况,关心、勉励、政治上的引导,为人处事上的帮助及对弟妹学习上的帮助和培养。在传过来的这封1979年大哥写给他的家书中就这样写道:“来信谈到你和二弟已分别在学校和部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使我有说不出的喜悦。你在学校每次成绩优异,学习不断进步,政治上也取得了进步,二弟在部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火线加入团组织,小弟在龙场区小学数学竞赛中取得了第三名,得知这些消息,我十分高兴,看你们在不断地成长起来了,希望你多与他们通信,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共同前进……加入共青团组织,正如你所说,这是新的起点,应把他当成革命的加油站,向着未来,向着新的高峰,向着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而努力奋斗……”这样一封家书,也是一代人的心灵写照。

　　随后,郑老师向记者说起了他家书中的感人亲情。

　　“1980年,我从毕节农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到海南进行玉米冬繁,1981年不能回家过春节,当时弟弟也在云南边境参加自卫还击。春节期间,就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两个孩子不能回家过节,母亲很是思念,夜不能寐,家里春节气氛不是很快乐。’”时至今日,郑老师然能把父亲当年写的信随口背出,“看完信后,我当时就流泪了。”

　　郑老师继续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独自生活在毕节,一次身患重病,又不便告诉家里,只是在信上告诉了在重庆当兵的大哥,大哥几次在信上进行安慰和指导,并多次让我到重庆去治病,但当时因故迟迟不能前往,最后大哥发了一封电报‘望速来,并电话告知,我好接。’我才去了,我觉得这些字里行间都表现出浓浓的手足之情。”

　　郑老师告诉记者,他与父亲、兄妹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88年。

　　“2003年儿子到北京上大学,我又开始和他书信往来。”郑老师表示,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虽然现代通讯手段实用是实用了,便捷是便捷了,但体现不出人类文化积累的功能。通过电话和网络而进行的家人之间的沟通,文化底蕴显得有些不足,昔日家书中丰富的情感、优美的文字、深邃的哲理不能被程式化的音响和符号所代替,很难长久保存下来。

　　而且在看了翻译家傅雷给留学海外的儿子傅聪的近百封家书后,郑老师更是做足了工夫,当上了有心人,在给儿子写信时总是誊写两份,自己保留一份,希望以后也有机会整理出来出版。

　　作者：张雅旑 姚曼 兰岚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