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浮出防治艾滋病新思维 从治本走向标本兼治

　　6月6日，卫生部下发《高危行为干预工作指导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重点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在各方解读中，一条信息尤为突出：鼓励暗娼等高危人群接受防艾干预。

　　就在《方案》出台的第2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报告指出，全世界每天有6000名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全球防治艾滋病行动面临的严峻挑战。

　　此次《方案》的出台时间距高强正式就任卫生部长仅一个多月。

　　“高强也很关注艾滋病，不管到哪里考察工作，都会考察艾滋病方面的情况。”一位卫生部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艾滋病这么严峻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部长，都会重视的。”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中央领导都为这一《方案》的出台和中国艾滋病综合预防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治本到标本兼治

　　对于此次卫生部方案，有论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防治艾滋病有了新的思维。

　　“现在防艾要标本兼治。宣传教育，打击嫖娼卖淫是治本的，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用的是这个，当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暗娼无法肃清的情况下，治标也很重要。”参与起草《方案》的一位卫生部专家说。

　　这位专家认为，2004年4月吴仪副总理在全国防治艾滋病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转折，“当时讲的是对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要大力进行推广，对一些方法不能再谈好坏，能有效防治是最重要的。后来就颁布了澄清艾滋病思想的《防艾党政干部读本》。”

　　同样关键的是，“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4月提出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防止艾滋蔓延。实现从治本到治标的思想的转移，以前议论多，一边议论一边蔓延，现在不能再议论了，要真正地干活。”

　　这位专家刚从河南农村回来，感触很深，“那里的村民说，三五年前，得了艾滋就只有死。从去年开始，一看电视，中央领导人都有行动，像胡锦涛总书记跟艾滋病人握手，温家宝总理跟艾滋儿童吃饭，大家就知道正常的渠道不会传染，对艾滋的看法更平和了。”

　　“暗娼也要着重抓了”

　　遏制暗娼等高危人群的艾滋病蔓延趋势是《方案》中着重传达的一个新信号。

　　卫生部疾控司一位主管该项业务的官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方案主要是针对性传播。以前我们主要是针对吸毒人群，现在重点还是在吸毒人群，但是暗娼也要着重抓了。”

　　这位官员透露，国际上的艾滋病传播主要是通过性接触，而目前我国主要以吸毒传播为主，如果主要传播渠道转到性传播，那样传播速度就会非常快，不好办了。

　　“以前政策上对性传播这块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从去年开始，卫生部和其他几个部门都出台了安全套推广的相应政策，这就没有了政策上的障碍。以前也想做，但是没有这样的政策是不好做的。”

　　根据卫生部调查，中国目前大约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人。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中国各个省市区，局部地区还存在高发势头，艾滋病病毒也呈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趋势。如不采取防治措施，预计到2010年底，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

　　“虽然目前我国艾滋病病毒大部分是在吸毒人群中传播，但也有可能转到性传播方式为主，所以这是个关键时期。”

　　这位主管官员透露，《方案》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泰国开始也是在吸毒人群中开始，但很快就转到性传播方面了。”

　　据透露，卫生部组织的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已经成立。一位参加《方案》起草的卫生部专家就工作队的成立初衷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高危人群大部分工作时间跟我们上班时间不一样，所以要采取特别的工作方式，成立专门的干预队。”

　　“这个工作队的工作难度比较大，起步工作还没有开始，先干起来再说，上个月在北京刚刚开了培训班。先培训省级师资，告诉他们一些工作中会碰到什么问题，只有边干边总结经验。”

　　比SARS更可怕

　　“我觉得这个文件的意义，是通过一个文件的形式，把一些有效的方法告诉全社会。表明政府充分认识对高危人群干预的重要性，将其放在关键的地位。”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这样评论《方案》的出台。

　　景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多是在媒体上进行宣传教育，离真正有艾滋病的人群太远。只在少数高发区，像云南、四川、两广等地区进行一些干预，现在卫生部通过这个文件，将意见推向全国，越来越认识到整个形势的严峻。

　　卫生部疾控司艾滋病控制防治管理处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关于对暗娼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以前下面确实有一些在做的，但是范围比较小，还有些是试点,跟现在这次全国范围的推广不能相比。”

　　此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行动，其大背景是中国高层对防艾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中国疾控工作真正的考验是2003年的那场“SARS”，正是经过“SARS”的考验，对艾滋病的预防控制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度。

　　一直参与此进程的景军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当时SARS正严重时，吴仪副总理请吴尊友等四位业内的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几位专家一致的看法是：SARS是可以很快克服的，但是艾滋病不可能马上得到控制，希望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加大注意力。

　　“当时吴仪副总理表态，等‘SARS’一完，就马上开始加强艾滋病方面的工作。”在这一背景下，“SARS”过后，中国政府高层防控艾滋病的力举迭出。

　　对于防艾工作近两年的转变，卫生部专家表示，领导个人重视对防艾工作影响很大。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大的背景。胡锦涛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防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编辑:傅鹏】第 1 2 页

　　决策出台的另一轮廓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多年不懈的努力和呼吁也勾勒出决策出台背景的另一轮廓。

　　“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政策上的转变与许多组织和个体的共同倡导紧密相关。在过去几年中，大家的共同努力使中国产生了一场防治艾滋病的认知革命，扭转了原来的被动局面。”景军说。

　　在相关研究中，中央民族大学孔韶教授对云南民间戒毒方法的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对“小姐群体”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翁乃群对云南少数民族遭遇艾滋病的调查，均属于比较优秀的研究。

　　中国相关非政府组织(NGO)的出现也是倡导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比如云南省的“生殖健康研究所”，青岛张北川的“同志通讯录”，北京宋鹏飞的“笑看未来”艺术小组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专家和NGO不断向现存误区和盲点提出挑战，发现问题后很快传达到媒体和政府。

　　“我们对每一个被访者都会说，希望在国家制定艾滋病政策的过程中，听见你们的声音。”2004年至2005年初，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夏国美启动了“倾听不同人群声音”的项目。倾听对象包括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吸毒人员、性服务工作者等高危险人群。

　　“这个项目的调研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要做文字报告部分。”夏国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报告将呈有关部门作为中国防控艾滋病的决策参考。

　　早在1997年，夏国美就在劳动教养所做了200个因卖淫被教养女性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夏国美发现，这些女性艾滋病知识非常贫乏，构成对艾滋病防治的潜在威胁。

　　一些人在问卷上写下“艾滋病是男人传给我的病，所以我也要再传给他”。

　　这些从事性交易的妇女已经开始听说“艾滋病”这个可怕的疾病，但却不知道如何防治，过程中也不使用安全套，甚至有人反问夏国美：“安全套不是用来避孕的吗？”

　　夏国美将艾滋病的感染情况地域分块为，西部以吸毒共用注射针头感染为主，中部以非法采集血浆感染为主。而在东部的一些地方，性传播正在成为主要途径。

　　“性传播已经成为上海本市居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渠道。如果说血液传播和吸毒传播可以控制，那么，性的传播则更为隐蔽，商业性交易行为跟户籍毫无关系，也更值得担忧。”夏国美说。

　　暗娼难防而必须防

　　景军说，“以前也算重视暗娼吧，但是主要是吸毒人群占的比重很大，一半以上。现在是吸毒人群占的比重在下降，性传播占的比重在上升。为什么要重点提暗娼，就是因为传播上升快。”

　　专家认为，在一个地区或国家，性服务小姐往往在艾滋病流行中起着放大器的作用，艾滋病可以通过她们从高危人群传播到一般人群，在短时间内引起流行，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因此，针对性服务小姐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性工作。

　　事实上，1995年以来，暗娼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1995～2002年间，娱乐场所服务小姐中性病感染率基本波动在30%-67%之间，而这一人群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率在近10年内上升了50多倍，从1995年的平均0.02%上升到2002年的平均1.3%左右，个别地方，性服务小姐中的HIV感染率已经达到10%以上。

　　2003年的调查发现，云南红河、新疆吐鲁番、云南德宏及新疆伊犁上述人群的感染率分别为6.7%、4.3%、4.3%及3.3%。比例之高，令人咋舌。

　　景军说，这个上升速度是比较可怕的。

　　《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称，暗娼人群“每次都用安全套”的比例呈缓慢上升趋势，但仍处在较低水平。2003年的调查显示，在最近的一次卖淫行为中，62.1%的被调查对象使用了安全套，“从未用过安全套”者比例高达20.5%，而“每次都用”者比例为19.3%。

　　景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暗娼干预主要是通过两种方法，一是同伴教育，让有文化学得快的先学习，然后把这个推荐给其他姐妹。还有通过外展教育，深入到高危人群中提供妇女保健、生殖健康咨询、医疗转介等服务，或通过在营业性娱乐场所内及附近开设健康咨询门诊等方式。

　　“像这种干预做好了还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安全套的使用，对暗娼的生殖健康有很大的好处。像四川成都搞的同伴教育就不错，通过编小节目，用各种方式劝说嫖客怎样戴上安全套，用的四川方言。”

　　“在过去几年中，大家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产生了一场防治艾滋病的认知革命，扭转了原来的被动局面。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防治艾滋病可谓任重道远。”景军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悦、覃爱玲/北京、上海报道

　　中国预防控制艾滋病大事记

　　2003年9月22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高强在联合国艾滋病会议上向世界做出了“中国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承诺，成为我国艾滋病药物治疗工作的转折点；

　　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

　　2004年，中央党校开办更为高层的艾滋病政策培训班;

　　2004年全国艾滋病工作会议要求各省负责卫生工作的副省长和卫生厅厅长必须出席；“国家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级别上升，直接由卫生部管理，吴仪副总理亲自挂帅；

　　2004年11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往北京佑安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主动与艾滋病患者握手；

　　2004年1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卫生部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坚决遏制艾滋病的流行和蔓延。【编辑:傅鹏】第12 页（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