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发生后迅速编就的防灾之网强度几何

　　88位小学生的生命在洪灾中消失了。灾后的水印清晰地留在教室的黑板上。没有一种沉痛比孩子的生命群体消失更深。黑龙江宁安山洪和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92人死亡，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沙兰镇中心小学。

　　6月13日《新京报》报道说，国务委员陈至立率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教育部已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国学校安全工作，对预防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开展校舍危房安全检查、加强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而沙兰镇党委书记、派出所所长被立案侦查，因为一些群众反映洪灾发生后，他们曾报警、求救，但镇政府没有及时救援（新华社6月12日电）。

　　在灾后强调“200年一遇强降雨造成泥石流”，强调“在目前条件下这种情况造成的山洪尚无法预知”，强调“沙兰镇过去叫沙兰坑，镇子本身就地处低洼，学校又建在镇里的偏低处”等等这些客观条件，是没有一点意义的，除了想给责任人免责增加一点砝码。而在灾后，按照“惯例”去慰问、下文件发通知、提出紧急的预防要求，除了应急的意义之外，终极意义在哪里呢？我以为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这些行为无非是“治痛片”和“创可贴”。个人在创伤和病痛时是需要“创可贴”和“治痛片”来治标，但社会在有“创伤”和“病痛”时，拿“创可贴”和“治痛片”来治标本，结果自是更加可怕。

　　种种天灾导致的死人事件，在整体的处理过程和处理方式中，让我们看到的做法都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丧钟敲裂了之后才去挂个能鸣响一两天的警钟。这就是我们凭借一次次灾难发生之后编就的“防灾之网”，没有灾难发生当然也就用不着去编织那“防灾网”了。这种“防灾网”其实就是“创可贴”和“治痛片”，甚至其中还搀杂了一些“麻醉剂”。这样的“防灾网”，其强度几何、作用怎样，只有天知道——不，人也知道，因为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反复地证明过了，想而能知，见而能晓。

　　笔者本人曾经做过基层的领导，知道天灾到来前后应该做的是什么，从微观的层面看，至少要求当地的干部们是神经紧绷，甚至通宵不眠，来对付灾难，像这次沙兰镇政府“没有及时救援”实在匪夷所思。通常意义上，对于时刻可能光临的天灾，我们都知道有“四字要求”：防、抗、救、报，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其中“防灾”是第一位的，是灵魂与统帅，没有了这个“防”字，也就失去了抵御灾难的灵魂；“抗灾”是灾害发生之后紧接着要做的事情，但从宏观层面说，人力不能只倾泻在“抗”上而不去“防”，因为人力在有些灾难前面光靠“抗”是抗不住的，特别是未成年人，就像这次沙兰洪灾中的小学生；“救灾”是外力的救援和救助，救援是灾难中最紧接的行动，救助则是灾难过后帮助重建家园；“报灾”除了灾难发生时要迅速报告以获得各个层面的救援救助之外，还要在事后报告灾难造成的损害情况，当然绝不容许瞒报虚报。现在的问题是，多少地方对于可能的灾难，都是抱着“不出事就没事”的心态，压根就不去想什么预警系统预防办法。

　　防灾即大局。防灾时间上要在灾难发生之前，空间上要是整个中国大地，这是必须把握的“大局”。可现实是，尽管强调“责任重于泰山”，尽管强调“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多少官员处于松弛状态，不出大事就动也不动？金属有“疲劳断裂”，而官员却是“慵懒断裂”，特别是预防灾难前面，特别是在预防“百年才遇”的灾难前面。这是显见的问题，所以有网友提出，要“好好救救政府官员脑子里的灾”，但问题的实质，其实不仅仅是官员的“人脑”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环境的问题。别的不说吧，发生多大的死人事件，甚至不是以天灾为主而是以人祸为主的事件中，责任官员引咎辞职后，都是能够东山再起的。由此我们也不难明白：在事发后之后，用“看望、慰问、文件、通知、会议、问责”等材质，在灾难的“地基”上迅速建立起所谓预防抵御灾难的“体系”，那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海市蜃楼。(稿源：红网)(作者：徐迅雷)(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