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侠还是要警察？

　　苑国栋腰里别着一根自制的皮鞭，在西外大街抓小偷。因为抓贼，苑国栋成了无业游民，不得不依靠别人的救济生活，而强烈的道德意识和正义感使苑国栋获得了“大侠”的美誉。（昨日《新京报》）

　　苑国栋在道德上扮演的无疑是一位“侠客”的角色，仗义执言。但是，在行为方式上，苑国栋所行使的却是本应属于警察的公权，以至于“掏出皮鞭痛打小偷”被指“滥用私刑”。笔者赞赏苑国栋的“义举”与“勇气”，但是不支持这种行为的方式。

　　然而，西外大街一带小偷层出不穷，危害公民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难道不是警察的失职吗？如果警察行权及时，履职有效，还会有小偷生存的空间，还会出现苑国栋遇到的悖论吗？苑国栋被尊称为“大侠”，我们既可以解读为部分民众对他的支持，更可以理解为民众以此折射对公共权力的不满。

　　势单力薄的苑国栋曾经也求助过警察，但是每天碰到小偷就打110却招来了辖区派出所的不满：“珍惜警力，不要随意拨打110.”

　　回过头来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救济方式是建立在对法治秩序不信任和不服从的基础之上的，所仰仗的并非是法律的权威，而是个人的道德。因此，这种救济方式具有极强的随意性、任意性，既不稳固更不可靠，其结果往往落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怪圈。

　　因此，我们讨论“苑国栋现象”，不应仅仅局限于这种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上，更要积极反思这种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既然公力救济比私力救济更为稳固，更加符合法治的原则，那么私力救济的存在甚至盛行，是否意味着公力救济的不充分和不及时？现代法治社会究竟是要苑国栋的皮鞭还是要警察，答案不言自明，肯定是要警察；但是既然出现了苑国栋，是不是需要促使我们的公共权力机关反思一下：公民权利救济的途径是不是不通畅？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胡健（北京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