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百姓共赴危难是官员最大的道义

　　近来全国进入了汛期，南北两个相隔数千公里的地区，因为同样的灾难牵动着全国民众的心。5月31日，湖南新邵县等地突发山洪，近百名居民罹难；6月10日下午，黑龙江宁安市（宁安，一个寄予美好希望的地名）沙兰镇遭遇百年不遇的山洪和泥石流灾害，尤为痛心的是，伤亡的多是未成年的学生。

　　据悉，沙兰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已经被立案侦查。

　　现在断言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是否渎职还为时过早，最终还要通过司法程序来决定。但即使最终他们不需要负法律责任，只要灾难发生时他们还在镇上，我以为这两位官员，至少要负道义责任。

　　沙兰镇的两位官员的被立案侦查，使我想起湖南新邵灾难发生时，该县太芝庙乡乡长唐飞等六位乡干部，在组织乡民转移时，卷进洪水中遇难。当然，我不能因为沙兰镇官员被立案侦查和太芝庙乡官员殉职，就简单地判别唐飞等人平时的工作做得一定比沙兰镇党委书记好。没准沙兰镇这位书记平时获得的荣誉比唐飞还多，平时的口碑也不错。但是，在突发事件面前，两地基层官员的表现，确实不能不让公众将他们做对比，尽管这种对比是感性的，带有浓厚的道德评判色彩。

　　湖南新邵的洪灾过后，同在灾区的另一个乡谭溪乡，因为乡干部重视灾害预报，提前告知村民转移，该乡无一人因洪灾死亡。两相对比，可见太芝庙乡的灾害预防工作做得不能使人满意。

　　但无论太芝庙乡的防灾工作有何种纰漏，至少几位主要干部冲在抗灾第一线，并为之献出了生命。中国的老百姓是很纯朴的，对于这样牺牲生命的官员，即使其生前抗灾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公众依然会尊重他们。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些当官的和老百姓死在了一起。

　　中国是个灾害频繁的国度，在明、清甚至更早的帝制时期，衡量地方官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他们是否尽到了守土的责任，特别是在匪乱或天灾发生时，官员能否和百姓站在一起应对。不少平时吏部考评不错的官员，因灾难前贪生怕死弃民而逃，而被皇帝杀头。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就是不明白刘备逃离新野时，为什么还要带领那么多的百姓一起逃难呢？那些拖家带口的百姓显然是累赘，逃命需要轻装。长大后才明白过来刘备这招儿很聪明。

　　卖草鞋出身的刘备，和其他手握重兵的军阀相比，他最大的资源只能是道义优势。

　　他是刘皇叔，他站在天命还没有消亡的刘家王朝一边，和百姓一起逃命也许并不能给百姓的安全提供实质性帮助，但他这种表现在道义上得分。天灾人祸面前，老百姓的判断就是简单的道德评判：当官的是不是在乎我们这些草民的生命。你能说刘备这种行为仅仅是“作秀”吗？

　　现代政治体制中，对官员的评价当然不能照搬古代。但对官员的要求，除法律规定外，道德要求依然不能缺失，只是今天的道德赋予了更多的时代内涵。和帝制时代相比，道德要求只能更高而不能更低。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官员如何体现“先进性”？当然不仅仅是会议上高屋建瓴式的理论阐释，我以为在突发事件面前，官员和群众一起承受危险，应当是最起码的要求。就如湖南新邵那几位牺牲的乡干部。

　　十年砍柴（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