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庸”多少都是一种尴尬

　　毕舸

　　6月11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梅某，因工作责任心不强、严重违反审判工作规定和纪律被罢免职务。这是5月8日中共兰州市委全委会通过“治庸计划”以来，第一个因“不作为”而被免去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6月13日《中国青年报》）

　　老实说，这不是什么新闻了，浙江省纪委刚刚发表了去年“治庸”的成绩：8000余名影响机关效能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受到了党政纪处分甚至被勒令辞职。从“绩效政府”概念到“问责风暴”，这些年，在“治庸”这块试验田上，地方政府一轮又一轮地播种着“治”的种子：有每年一度进行部门作风评议、倒数一二名的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的；有纪委带着摄像头像记者一样暗访、发现一个就当场查处一个的……几乎隔三差五，就会爆出一套由某地“创造”的“治庸”新举措。

　　可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人记得最初那些“治庸”新举措带来的实际效果？1个人下课也好，8000人下课也好，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平庸的官员为此下课，而在于当地政府是否实现了全机关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终极目标？

　　实际上，“庸官”这个概念永远是“对上”而不是“对下”的，“治庸”的重点不是放在基层工作人员身上，而应放在负责一个部门的领导身上。古人说得很明白，“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意思是上级的作风是下级的指南，领导的言行是普通公务员的仪范。一个平庸的领导在位，整个部门的行政作风都会趋向于无为。

　　综观各式各样的“治庸”新举措，都是出在治普通庸员的层面上，顶多涉及到某些中层领导，一到要害职务，就基本戛然而止了。所以，“治庸”继续走“上治下”的老路，“治”的庸员数量多或者少都是左右为难的尴尬：“治”的少，无疑是隔靴搔痒；“治”的多，则倒映出这个部门的整体运作生态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