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试论报料人之不同于通讯员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历史与现实两大角度探讨了我国目前许多大城市中生存着一群向媒体提供信息的报料人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它与新闻报道通讯员之间的关系及其现实的传播价值。

　　关键词　报料人 通讯员 关系传播价值

　　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人们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判断也不断地受到冲击。在信息传播领域，新问题、新现象和新事物不断涌现出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年来，在各大都市风风火火地发展起了一类被称作“报料人”（或新闻线人）的媒体信息提供者。报料的个人和单位均已为媒体所重视。比如，“3月23日，保荐代表人考试公布前夕，深圳某综合类卷商投行部总裁向记者报料称：保荐考题被提前泄露。”（25/03/2004《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3月12日中午1时20分，记者接到当地一位群众打来的电话称，他在路经玉龙雪山丽鸣公路俗称‘23’的路段时，突然听到右边的雪山上一声山体崩塌的巨响。他介绍……”(10/05/2004《云南日报·玉龙雪山突发山体崩塌》)。

　　一、透视报料人

　　报料人是许多媒体借以获取新闻线索和素材的合作对象。他们通过拨打报社、电台和电视台专门开辟的新闻热线或借助其他渠道，提供诸如交通事故、抢劫、火灾等突发事件或负面的线索材料，如果线索得以采用即可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以都市报、都市频道为主的许多媒体对报料人线索的采用比例日渐增高，并且从各家媒体不断加高的报料费来看，新闻源争夺战已经为众多媒体所重视，尤其是那些关乎边缘人生存状态的社会民生类新闻。据统计，北京部分都市类报纸一周内的新闻有80%来自新闻报料人；江苏电视台某栏目的新闻中有七成是由报料人提供的。

　　新闻报料人的产生是新闻媒体竞争发展的需要和报料人对利益的追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我国新闻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中，各大众化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同质化趋势明显，同城发行、同读者定位、同内容版式、同价格标准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定位为大众的、欲有一番所为的媒体更多的着眼于直接牵连着百姓的生活和利益的社会新闻，希冀在千般雷同的面目中显示出差异化、个性的东西来，在信息泛滥的社会里挖掘出独家新闻，赢得受众和市场，而来自于不同层次、不同社会背景的报料人契合了这种竞争需要，他们往往占据着社会现场的优势，有较强的新闻捕捉能力，不管是好事或坏事，高兴事还是烦心事，都会被他们抖露给媒体，丰富和扩展了新闻源。

　　报料人之所以愿意提供新闻线索，一般包括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追求：一是受经济利益驱使，为了获取报料费；二是通过媒体寻求社会帮助，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实现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其实，更多的人追求的是后者，他们不仅仅满足于获取的物质利益，更令其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反映的问题在媒体上得以公开报道，并且随着媒介的开放，人们已经能够了解一家媒体的品位和新闻的取舍标准，可以利用媒体的公众影响力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根据其存在状态及产生原因，笔者认为现实中报料人的情况大致归属如下四种：一是生存压力下的突围；二是猎奇欲和追求奇趣的心理使然；有些报料人十分乐于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非常状况”，以此来满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求趣心理和猎奇欲。三是社会公德的守望；四是法律与媒体监督在人们眼中的错位，借助媒体维护自身的权益，通过媒体的追踪报道与广泛的社会监督解决问题，而不是求助于法律武器。这样长而久之，在整个社会中就会造成一种法律与媒体之间的错位，既不利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也无益于新闻媒体的健康发展。

　　报料人的出现为激烈的媒体竞争注入了活力，使其工作效率得以提高，能够迅疾地报道本地的社会新闻，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发挥各种影响力。同时，报料人的出现也反映了媒体受众意识的增强，从单向的、硬性的灌输变为信息源的受众化和社会化，以受众为中心来规划媒体。

　　由于不同的社会条件和自身能力的限制，不少报料人还不太能够提供既准确及时又全面客观的信息，甚至有些报料人在并不了解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情况下就联系媒体，或者为了经济利益而有意无意地夸大、捏造“新闻”。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一方面需要社会与媒体维护报料人通信、隐匿等合法权益，为他们的参与传播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需要新闻媒体认识到报料人的完善和职业化还需要一段路程，在采用报料线索时应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谨慎地核实之后再作报道对他们的行为应予以引导和规范，促使这一新兴的媒体合作者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二、在通讯员与报料人之间

　　有文章说，报料人是通讯员的一个分支。笔者不敢苟同，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辨证地分析和对待。虽然报料人和通讯员都是向新闻机构提供信息的人员，但是两者在专业性、政治性、群体的范围和涉及的人员层次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按《辞海》上的解释，通讯员是指向新闻机构传递信息、提供稿件的编外新闻工作者。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十分重视通讯员队伍建设，积极发挥通讯员的社会作用。

　　在党的新闻事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特别依靠群众办报，联系广大群众以建立自己的通讯员队伍和报刊发行队伍。1925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有关决议指出：“为要求使党报能达到极通俗而适合于工农群众的需要，并且能迅速反映各方面工农群众的生活与意识，训练工农通信员是组织党报重要条件之一。地方党报要训练这些工农通信员，使他们不但能迅速而确实的将工农群众中日常发生的问题供给党报，并且要使他们能够更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从这些问题联系到党的政治宣传上来。……使与党报发生直接的联系，负供给新闻材料的责任而受党报的指导。”“建立秘密发行路线，扩大推销党的机关报于广大群众之中。”同时，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还于1930年5月10日制定了《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国际工人通讯运动的任务与工人通讯员之国际关系》，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对党报的工作和通讯员的任务做了规定和指导，“对各工人通讯员施以教育训练”，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后，中央对各地出版报纸刊物做出指示，要求进一步改造党报，搞好宣传教育工作。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对通讯员情况做了详细阐述：“（二）地委应加强对《解放日报》通讯处的指导。……检查它的日常工作，指导通讯处人员的党的生活，并负责解决通讯处的物质供给；……通讯处通讯员所搜集的材料，如与地方负责同志意见不合，亦可将地方负责同志不同意见附注寄交西北局及《解放日报》社以备查考。……（三）各级党委应负责整顿各地通讯员。……（四）各级宣传部应将通讯员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业务之一……”1944年4月28日，邓拓在晋察冀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中说，“在全党办报的新方针之下，要把我们的党报办好，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改造我们的通讯和报道方法。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思想问题。”“这里包括着三个问题。第一，群众内容。……第二，群众形式。……第三，群众写作。……我们边区的工厂、农村、部队中今天已经具备着一些基本的条件，可以有重点地培养工农通讯员，平西地区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和经验，应该加以推广。”

　　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出《关于发展工农通讯员写稿问题的通报》，“报纸应当在生产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中、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农村干部中、党和工会农会工作者中发展这种业余写稿人。”在1956年新闻改革和以后的中央有关文件中，都要求把选拔、组织和培养通讯员作为党和报社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工厂、机关、学校等地方不断地发展政治观念强的，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员为通讯员，为报社输送信息，并协助某些材料的搜集和采访调研工作。

　　应该说，通讯员置身基层，生活在火热的人民群众之中，他们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条件相对比较优越。他们是党报的支柱，应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宣传方针，是党报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贴近生活的桥梁；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和所思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基层存在的问题，准确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情绪和思想脉搏；他们关注的线索、报道的稿件和反映的意见应该更具深度、更具高度、更具厚度，可以“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对通讯员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表现，是“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原则在历史上和现今社会政治生活里的反映。

　　报料人和通讯员都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和信息，这一点它们是相似的，但两者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在很多方面还有着本质的区别。

　　1．产生的渊源；

　　通讯员产生于中共早期的新闻事业中，是由当时紧张的时代环境和党的宗旨、方针决定的，他们是党报的重要力量，讲教育，讲政治，讲文化。而报料人是在日益竞争的都市报市场中产生的。90年代中后期，我国各地的地方省委党报都主办了都市报，如四川的《华西都市报》、湖北的《楚天都市报》、陕西的《三秦都市报》等，为了及时生动地采集到市民新闻，它们大都着眼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层面，以家常式的眼光解读社会热点和重大的国内外新闻。特殊的定位使这些媒体需要以物质利益的方式笼络一批人，让一大群“社会眼”为他们提供平民视角的报道素材。报料人产生的这一环境实际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性质，并且随着都市媒体的不断发展和产业化进程的加速，报料人的队伍将不断地扩大和完善，有逐步走向职业化的趋势。

　　2．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

　　通讯员，通常要经过一定的培训和职业教育，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都比较高，党性也比较强。而报料人层次不一，判断新闻价值的素质也不够专业。他们中既有急诊医生，有交通警察，也有市井游民，报贩商人，不一而足。

　　3．工作的全程性与短程性；

　　我国通讯员的工作具有全程，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开始，到深入采访再到写作成稿，通讯员在这一完整的过程中始终都发挥着作用。可以说，他们是分散在群众中的编外记者，他们有时起的作用，还有可能远远大于媒体内的在编人员。而报料人一般只是提供某一线索，至多对采访工作中出现的某些细节问题再做一些补充。至于线索本身的价值，他们把握不准。

　　我国的通讯员必须坚守党性原则，让党的政治主张、思想意识和组织原则体现在新闻活动中，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力求全面真实、深刻精彩地反映事实真相。当然，对于报料人，虽然不能要求得像通讯员一样必须坚守党性原则，让党的政治主张、思想意识和组织原则体现在新闻活动中，但是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力求全面真实、深刻精彩地反映事实真相。不过，报料人在经过一定的职业化培训后，可以与通讯员一样成为一名编外记者，讲究政治公德，能够提供一些包括正面报道在内的重要材料，关注的线索和反映的意见也更具深度、更具高度、更具厚度，所见、所闻、所感和所思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基层存在的问题，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报道原则，准确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情绪和思想脉搏。

　　三、“报料人”的传播价值与现实意义

　　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对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新闻传播媒介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的社会监督、文化积淀、实用服务等价值，新闻传播大多也具有，在现代社会中执行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新闻传播媒介最主要的、最本真的功能是传递各类新闻信息和反映舆论、监督社会，而报料人的传播价值与现实意义正体现这两点：一是信息的共享与传递；“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之重要职务，亦与社会有极大之关系。”（徐宝璜语）新闻传播最本真的意义是传递信息、提供信息与娱乐服务。对信息的理解可以借助于热力学的一个相关概念“熵”。熵即无规则，或者说是情境中组织的缺乏。“熵”越多，组织的可预测性就越少，一个完全是“熵”的情境是无法预测的。“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信息。”（施拉姆语）可以说，信息是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或者“熵”的一种测定。新闻是信息。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变化的，人们只有及时地关注和了解自然、社会信息，才能减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报料人的出现为人类的信息需求提供了共同关注的机会，他们将社会大环境中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新闻素材提供出来，通过媒体使其中具有社会意义的信息在整个社会中得以运转和增值，为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判断提供了参考，使其能够更有效地适应环境，进行联络和沟通，提高社区理解与处理公共问题的能力，从而协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是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社会。新闻媒介与报料人的互动为公民监督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提供了途径。被誉为“舆论之骄子”的清人梁启超说，“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报料人将发现的线索以不同的形式递交给媒介，多多少少地含有他们对事实肤浅的或者是比较成形的意见，或者将社会普遍的心理动态和一致意见反映出来。新闻媒介通过对这些客观事实的再组织，加以报道、分析、评论，引发和指导着当前的社会舆论。此外，报料人中不乏有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员，他们既关注着社会上的真、善、美，又透露着身边的假、恶、丑，把反映时代生活脉搏和发展的信息见诸媒介，革故鼎新，帮助人们解除旧的观念，接受新的理念和行为，对规范社会的进展大有作用。

　　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中，报料人现象的出现凸现了大众传播的信息传递意义与服务社会价值，见证了民众主体意识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的延伸，对媒体的繁荣发展有益，对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舆论监督，表达诉求也十分有利，但是，不能因此而厚“报料人”而薄“通讯员”，而要更好地同时发挥两者的作用，继续加强通讯员队伍的建设，并且积极寻求报料人的开发机制，在处理党报原则和都市报定位的关系上为通讯员和报料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既使通讯员工作做得更好，又让报料机制得以完善。

　　最后，笔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转变观念，由强调国家公刊的集权制新闻思想向在法律范围内公众参与传播的社会责任型新闻思想转变；由仅仅强调新闻传播事业的党性原则和喉舌作用，限制民间传媒发展的一元性新闻思维向依法经营、依法传输信息、思想自由的多元化新闻思维转变。报料人的出现恰恰从社会的一个群体面为这一转变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冲击传统的固有理念，刺激社会责任意识在新闻事业和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增强。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新华出版社 1980年版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

　　《新闻理论教程》何梓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传播理论》 （美 ）斯蒂文·小约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童兵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