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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锋:郑琦老师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4日12:08 云南日报

  新华社武汉6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施勇峰、田雨、廖君

  采访先进典型人物,循例是要做些准备工作的。但这次的采访对象湖北宜昌当阳市井岗小学退休教师郑琦,却使我们作了难。他的履历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

  “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长期担任一年级语文、音乐课及班主任,最高只担任过一任五年级班主任。”

  显然,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乡村教师。郑琦的乡亲们,桐树垭村口蹲着聊天的村民也同意这个说法。不过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用村民阮吉成的话说:“郑琦老师的确很平凡,但郑老师走在路上,有谁不敬重他,又有谁不主动和他打招呼呢?”

  在农村,这就叫“口碑”。接下来的采访,使我们对郑琦老师的平凡,以及因对这平凡的坚持而获得的敬重,有了直接的认识。我们记下几天来的所见所闻,为乡村教师郑琦画一小像,立此存照。

  (小标题)永远的“孩子王”

  2005年5月27日,桐树垭的清晨风有些凉。走过一池睡莲,一个红砖小院,院墙低矮,当庭两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花坛里栽种着一些不知名的花儿,高矮杂然。

  65岁的郑琦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似乎还不习惯与人握手,满脸涨红,拘束地搓着手招呼我们进屋。他的脸上除了慈祥,再也找不出别的。我们试着从他那双和年龄极不相符的年轻的眸子中,阅读这个退休教师的故事。

  1958年,郑琦从当阳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做小学教员的母亲送给即将走上三尺讲台的儿子八个字:“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正如那个年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这个和雷锋同龄的年轻人主动提出,要到最艰苦的边远山区任教。18岁的他来到了当阳最偏远的陈垸乡王家(土加旁)小学。在这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地方,郑琦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1963年春,郑琦调到当阳漳河小学。有一天,附近的几个孩子跑到学校的菜地揪蚕豆叶,校长赶来“抓贼”时发现菜地旁站着学校的一名少先队大队委员。校长激怒了,认为这名学生见到有人损坏公家财物没有制止,应当给予记大过处分。在那个年代,记大过将是伴随一生的“污点”。

  郑琦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校务委员会成员,他当即表示反对:“孩子还小,有错可以批评教育,这么处分太重了!”校长不能容忍郑琦的顶撞。1964年11月,学校以“抗拒学校领导”为名,开除了郑琦的公职,他回家当了农民。

  这一走就是15年。24岁到39岁,人生中最黄金的时间里,郑琦没能从事他最钟情的教师职业。有人说他“不值”,郑琦却说:“我耽误的虽然有十几年,但学校的一个错误决定,会影响那个孩子一辈子。”

  1979年9月,历经坎坷,郑琦被落实政策重上讲堂,到烟集小学任教,一年后调到井岗小学。

  年过40的郑琦被任命负责学校少先队工作。他组织学生开展夏令营、文艺活动和兴趣小组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寓教于乐。他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几年间,“乡间小鸿雁”为乡亲们投递报刊信件2万多件;看到农村孩子没有什么课外活动,放学就等于“放羊”,他先后建起9个校外“少年之家”,组织少先队员开展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井岗小学少先队被中国儿童报授予“勤巧小队”荣誉称号。

  1984年,郑琦被团中央、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他光荣地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少代会。在这次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报告讲到“红领巾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丽的事业”,郑琦听后激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抱定了终生献身于红领巾事业的决心。”

  1999年秋,郑琦离退休只剩1年时间。女儿、儿子都劝他和老伴到城里住,照顾着方便些。郑琦不愿去,他动员老伴和他一块留在农村:“住楼房,像是关在鸟笼子里,不舒服;大家生活、观念都不一样,万一婆媳关系处不好,倒不合适!”

  老伴知道丈夫打的什么主意,她知道,丈夫这一辈子就喜欢做孩子们的工作,他离不开孩子们,他想把耽误的15年在退休后找补回来。

  郑琦有个“大胆”的想法:建一个像城里那样的活动中心。

  为了实现这个梦,郑琦卖掉旧居,在距三国古战场——长坂坡不到5公里的地方,买下了桐树垭村水牛山下的一栋“连三间”农舍。郑琦和老伴着手对房子进行装修改造,几个过去的学生也赶过来帮忙。

  老两口起早贪黑,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锹一锹地铲,一车一车地推,几天下来,手上磨得都是血泡。不过,成绩也是显著的:一共搬走了100多方土石,平整了800多平方米的场地。他从儿子车上锯下一块铁板,从废品回收公司买回两段钢管,焊成一个跷跷板;老两口还请来瓦匠砌了个水泥乒乓球台;选那较粗的树枝桠上装了一副吊环和秋千;建起了藏书3000多册的图书室。

  2000年10月,郑琦的“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挂牌成立了。从此,那些双休日、节假日呆在家里的孩子们,那些家长因为工作忙无暇顾及的孩子们,都慢慢被吸引来了。他们在这里荡秋千、打球、下棋,在这里看书读报、学文化,在这里练书法、学画画、唱歌跳舞、种花植树。

  几年后,校外辅导站扩展成了活动中心。为建这个活动中心,郑琦先后投入了5.6万元,花光了自己全部积蓄的郑琦,至今还有近万元借款没有还清。

  “搞这些没有报酬的,”郑琦说,“我退休后有工资,一个月1200多元,在农村算不错了。什么都不做,白拿这么多钱,我心里不安。”

  采访郑琦时,记者见到了1987年6月11日出版的《宜昌报》。纸张泛黄的旧报纸醒目地刊登着一篇通讯《孩子王——记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郑琦》,那一年,郑琦47岁;18年后,65岁的退休教师郑琦还是一个“孩子王”。

  (小标题)师爱无限

  郑琦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对孩子们倾注全部的爱心,才能呵护其心灵,拨动其心弦。”

  1980年秋,郑琦到井岗小学工作。开学头一天,细心的郑琦发现,年级20多个学生的鞋子、裤腿全都湿淋淋的。放学后,他护送学生回家,途经瓦家河时,只见这些七八岁的孩子卷着裤子、提着鞋子,歪歪扭扭地行走在一排淹在水中的小石墩上。郑琦的心一下子紧缩了,他急忙跳进河中一个一个地将学生们背过河,20多个学生背下来,河水混着汗水,衣衫透湿!

  这一背就是三年。村民们心里不安了,他们发誓:不吃不喝也要为孩子们修一座桥!52岁的郑琦课余赶来与村民们一道垒砌被急流冲毁的石墩,蹲在冰冷的河水中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

  桥修好了,村民们称它为“尊师爱生桥”。

  郑琦任教的学校都是偏远的乡村小学。他总想给山区的农村孩子们一种和他们父辈不同的东西。

  郑琦喜欢带孩子们到大自然中去。他的学生都太小,看不懂“论语·侍坐”中“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涵义。

  郑琦“偏爱”自己的农村学生,他要让自己的学生拥有城里学生拥有的东西。

  有一天,几个孩子在宿舍里看到了一份《辅导员》杂志,封底是男孩子海军裤、女孩子荷叶边裙子的图片。郑琦对同学们说:“这是校服,虽然我们乡下没见过,但城里的许多孩子都有。”孩子们羡慕地用手抚摸着美丽的图片,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郑琦说:“只要我们想办法,也能穿上这样漂亮的校服!”

  揣着这个梦,郑琦带着同学们开垦山上的荒地,利用学校闲置的农田种水稻、种花生、点黄豆。丰收的季节到了,同学们挣了一大笔钱,郑琦高高兴兴地给他们量尺码,寄出汇款单。在其他农村小学还不知道校服是什么的时候,井岗小学的孩子们已经穿上了从北京订做的校服。

  许多年后,孩子们还记得,全校学生第一次穿上校服的那年“六一”儿童节,庆祝仪式格外庄严。晨曦里,郑琦老师像往常一样戴着红领巾高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同学们用比平时大了无数倍的声音响亮地回答:“时刻准备着!”

  仪式结束后,孩子们激动地流下热泪。20年后,已经成为当阳市东门小学音乐教师的杨静回忆说:“眼泪不知不觉就涌出了,这是一群农村孩子战胜自卑,实现梦想之后喜悦的泪。”

  说起来,这个漂亮的音乐教师的人生历程,正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

  那时候,郑琦是杨静的班主任,他同时还教全校的音乐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井岗小学只有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郑琦发现杨静乐感特别强。郑琦来到杨静家,建议她妈妈买台电子琴,帮助杨静学音乐。杨静妈妈问:“农村孩子学音乐有啥作用?”郑琦生气了:“农村孩子怎么了?只要是块料,我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就不能耽误她。”杨静的妈妈沉思了一阵,大声说:“音乐我们不懂,但我们相信你郑老师,只要你觉得她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支持。”

  妈妈为杨静花100多元钱买回了电子琴。从此,郑琦有空就教杨静练指法。初中毕业后,杨静考上了当阳师范学校音乐专业。

  时至今日,杨静仍很感慨:“如果不是郑老师,我中学毕业后也许会像村里其他的女孩一样,嫁人、种田、打工或围着灶台转……”

  郑琦说:“如果发现了一块玉而不去雕琢它,就是教师的失职。”

  (小标题)不断延伸的“责任半径”

  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门口的牌子特别“多”:“当阳市公安局庙前派出所关爱帮扶青少年工作站”“当阳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桐树桠校外辅导站”“校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基地”……

  每一块牌子都意味着一份责任。

  郑琦把自己的“责任半径”划得特别长。他说:“我要一辈子对孩子们负责,要对孩子们的一辈子负责。”

  在郑琦的活动中心,有一名特殊的“常驻学生”,他是14岁的魏明(化名),医生说,这个孩子的智力只相当于4岁的孩子。

  2004年春,魏明的父亲要到广东打工,临行前找到曾教过儿子一年级的郑老师,恳求他能教孩子认几个字。郑琦收下了这个特殊的学生,接下来的教育过程异常艰难。

  10个橘子吃3个还有几个?再从树上摘来2个放在一起一共有几个?从一个一个数橘子,到学会扳指头。别的孩子认个拼音几遍就记住了,魏明要教上百遍,过几天还要巩固上百遍才能记住。

  一年过去,魏明会算20以内的加减法了,字也写得方方正正了。

  “将来孩子的父母都是要老的,得让他学会自立呀!”郑琦手把手地教魏明扫地、浇花、种菜。一开始魏明把垃圾都扫到自己脚上,郑琦一次次躬着病痛的腰,给孩子擦干净鞋,再教。

  孩子的进步使魏明父母惊喜得流泪,他们要感谢郑老师。好说歹说,郑琦只愿收下150公斤大米和1000元生活费。

  对于自己的学生,走到哪儿他都要管。1996年,郑琦曾经教过的学生阮建平中考落榜,心灰意冷,到处闲逛。对于这个孩子,郑琦的评价是:成绩不好人品好,热爱劳动。这一农村孩子身上最普通的优点,使得郑琦一直都对他的这个学生抱有信心。

  郑琦找到阮建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家后面不是有一片荒山吗?开发出来种上果蔬,就成了金山。”

  阮家的果园倾注了郑琦的太多心血。阮建平不懂果树技术,家里又穷,郑琦掏钱帮他订了两年的《农家顾问》等杂志;郑琦和阮建平一道丈量、抽槽、挖渠……如今,阮建平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种植大户,每年纯收入五六万元。新修了两层小楼,屋顶架着太阳能热水器,地上铺着瓷砖,装修得不比城里差。

  对于思想上出了岔子、行为上有问题苗头的少年,郑琦更是全力去感召他们。郑琦常说:“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焐热。”

  17岁的雨禾(化名)原来是郑琦家的常客。2002年秋,郑琦突然发现雨禾好长时间没来了。一打听才知道,雨禾的父母亲闹矛盾,且各奔东西外出打工去了,仅留下刚刚10多岁的他辍学在家。这个父母双全的“孤儿”,今天吃东家,明天喝西家,不久便和外地的几个“混混”混在一起,人称“狗都嫌”。

  郑琦不嫌,他将雨禾接到家里,为他买来牙刷、脸盆等生活用具,让他住下,他不让他的学生无依无靠到处流浪。

  以后的日子里,郑琦每天带着雨禾,到雨禾家里帮他重新收拾已经破烂不堪的家,和他一起将已经荒芜的责任田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和蔬菜。看到年过花甲的郑老师为了让自己有个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雨禾开始转变了。

  今年初,雨禾外出打工了。前不久他给郑琦打回电话说,现在每月能挣300多元工资,能养活自己了。

  “要不是郑老师把我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我真不敢想象今天是个什么样子。”懂事的雨禾感激他的郑老师。

  4年来,郑琦创办的活动中心帮助、关爱未成年孩子260多人,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2005年5月30日,我们的采访就要结束了,因为郑琦老师当天要到北京去,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早,郑琦就睡不着了,他告诉我们,21年前参加第一次全国少代会,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他也在床上翻了整整一夜“烙饼”!

  老伴李应香也被“连累”着早早起了床--许多“要紧事”得跟她交代交代:“六一”期间,借书的孩子多,要做好登记,叮嘱他们一定要写读后感;脚踏风琴旁的《歌曲集》注意收好,小心被孩子们撕毁……

  哼着少先队队歌,退休教师郑琦对着穿衣镜,郑重地系上戴了一辈子的红领巾。

  这就是郑琦老师,他的身上,寄托着乡村教师所有的正直、善良、宽厚和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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