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集粹：漂亮的脸蛋就能长出乌纱？

　　解放军报：现在当官做什么？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员干部应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现在当官做什么”。通过深刻剖析自己的思想，端正为官的动机，认清为官的责任，履行为官的义务，高度自觉地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落实到抓好部队建设的行动之中。

　　爱情是一个美好而永恒的话题，大学生用一些与众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心仪的异性同学，本无可厚非。但这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出格的“另类示爱”却让人在宽容和理解之中忧心忡忡。为了一时的“浪慢”和“惊天动地”，不惜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不惜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惜损害公物影响校园美观，不惜让父母的血汗钱白打水漂，实在让人大跌眼镜！这种有悖社会公德的“另类示爱”，不仅令旁观者侧目，甚至会将恋人置于尴尬的风尖浪口，使原本“水到渠成”的爱情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我不迷信“人定胜天”。面对恢宏、神秘的自然力，人的生命实在脆弱而渺小。不过，我同时信奉，人的生命在人自身的世界至高无上，积极防范、消解、排除一切人身安全隐患和努力遏制、阻止、减轻任何人生伤亡发生，是永无条件可言的绝对生命伦理。因此，当水火无情之外的信息进入我的视野，看到它们之撒野肆虐并非全系“天命”，便难抑强烈心酸升起。

　　不过，承担道义责任，既然是新出现的现象，其中难免有一些令人遗憾之处。比如，人们无法分清，官员究竟是主动引咎辞职，还是被上级劝说、甚至强迫辞职。部分法规、规章将引咎辞职制度化，更容易让人将这种承担道义责任的形式，错误地视为一种行政处分。而略加研究就会发现，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并无引咎辞职的相关条文。这绝不是一种疏忽，而是因为，引咎辞职本来就不是一项正式的制度，更不是一种处分措施。它既然是以官员的道德意识为基础的，当然只能靠不成文的官场惯例、靠舆论压力来执行。

　　我们讨论“苑国栋现象”，不应仅仅局限于这种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上，更要积极反思这种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既然公力救济比私力救济更为稳固，更加符合法治的原则，那么私力救济的存在甚至盛行，是否意味着公力救济的不充分和不及时？现代法治社会究竟是要苑国栋的皮鞭还是要警察，答案不言自明，肯定是要警察；但是既然出现了苑国栋，是不是需要促使我们的公共权力机关反思一下：公民权利救济的途径是不是不通畅？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明星的电话号码是否属于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是，那么该电话号码就不是私人信息；如果不是，那么该电话号码就属于私人信息，应当受到保护。显然，明星的电话号码与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的特殊属性并无必然的联系，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是因为他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形象、专长、魅力等等，而不是因为他的电话号码数字有何种特色，因此，明星有权保护他的通讯联络等私人信息。

　　火灾发生在“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华南宾馆”，该宾馆系私人承包经营，而宾馆建筑原先曾是办公楼。而笔者的疑问是，“峡山街道华南宾馆”的表述，究竟是指地理位置或者行政辖区意义上的，还是产权归属意义上的？既然是承包经营，那么发包者究竟是谁，或者说，办公楼此前到底是谁的办公楼？———如果“潮南区峡山街道”这一政府身份和“华南宾馆”的权属以及曾经的办公楼性质没有关系，何必语焉不详，如果有关系，有关事故调查部门就值得重视并深究了。

　　综观各式各样的“治庸”新举措，“新”都出在治普通庸员的层面，顶多涉及到某些中层领导，一到要害职务，就基本戛然而止了。所以，“治庸”继续走“上治下”的老路，“治”的庸员数量多或者少都是左右为难的尴尬：“治”的少，无疑是隔靴搔痒、典型的杀鸡骇猴，最多是被治的庸员哀叹倒霉，没轮上的庸员庆幸并继续快活着；“治”的多，则倒映出这个部门的整体运作生态出现了问题，最高负责领导应当为此引咎辞职。

　　大众日报：漂亮的脸蛋能长出乌纱？

　　被人所诟病的美女经济，被地方政府崇拜到这等地步，真是叫人大跌眼镜。招商引资说到底是一种“草船借箭”行为，即以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优质的发展软环境，吸引外部的技术、资金项目，从而达到借力借智、借才借谋、借机借势、借风借火，盘活一方经济的目的。它决不是什么“美人计”，派几个绝色美女，朱唇轻启，眼波一荡就能“请资入瓮”。

　　行政问责和司法审查是不应该分开的，或者说，对重大渎职案件，司法审查必须及时介入，免职固然是处分，但不能取代司法审查。刚性的司法审查是遏制和惩治行政不作为最有效武器，对行政不作为的官员，在行政处分的同时，还要权衡渎职轻重，以及给国家和他人造成损失的多寡，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让渎职官员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这既体现了政治文明和官员队伍建设的进步，还彰现了法律和社会的公平。

　　光明日报：徐海东大将的境界

　　徐海东的境界,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博大无私的襟怀。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丝毫的特权可言。徐海东之所以拒绝女儿,是因为他深深知道,今天得到的一切是无数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用来为自己谋私利。身为大将,徐海东不居功自傲,始终视自己为一个普通公民,从不用自己的地位去搞特殊化,有的只是无私奉献,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抓小偷是见义勇为，这种私力救济的方式无疑是对公力救济的合理合法的补充；但是以抓小偷为业，并且采取鞭打等极端的方式，无疑是私力救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笔者赞赏苑国栋的“义举”与“勇气”，但是不支持这种行为的方式。我们讨论“苑国栋现象”，不应仅仅局限于这种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上，更要积极反思这种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既然公力救济比私力救济更为稳固，更加符合法治的原则，那么私力救济的存在甚至盛行是否意味着公力救济的不充分和不及时？现代法治社会究竟是要苑国栋的皮鞭还是要警察，答案不言自明，肯定是要警察；但是既然出现了苑国栋，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公共权力机关反思一下：公民权利救济的途径是不是不通畅？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效率是不是太低了？

　　“球不是不可以输，但不应该这样输”。这都是竞技体育的套话了。其实，大家更希望看到的输法是：中国队因为锻炼新人而输掉比赛。但可惜，陈忠和太想赢球了，最近的几次比赛，他给新人的机会还是太少。实际上，中国女排在短短的不到20天时间内，打了15场比赛，这样的密度和强度对于冯坤这样本身身体状况欠佳的老队员，是不堪承受的。对于一些不是非赢不可的比赛，与其让老队员这样狼狈地去输，疲惫地去输，倒不如让年轻人心安理得地去输，理直气壮地去输。当年古巴队每年都会在四国赛这样的比赛中输给中国队几回，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们在国际大赛中去拿真正想拿的冠军。个中奥妙其实不言自明。因此，我以为陈忠和完全可以胆子更大一点，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新人，这样，他没准会在以后的大赛中笑得更加开心。

　　南都:向上请罚难得 向下致歉更见职责自省

　　事故灾难，皆出无常。时下的中国社会，在多个领域对此频频领教。所谓“防范于未然”、“安全第一”等观念出于口却不驻入心，显见观念仅靠宣扬不能毕全功，持责者心存侥幸已成顽疾。因此，中央政府近两年在事故问责上使出力气，冀望以行政警策而改观局面。黑龙江省长的自请处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中——近百人罹难，而死者多为学童，重大伤亡的规模与性质，俱不容行政长官于职责自省上无动于衷。

　　南国早报：别让“市长电话”成为摆设工具

　　通过设立“市长电话”，可以提请市领导关注相关部门工作中的不良现象，从而有利于形成一种从群众到领导再到相关部门的“监督链”，进而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和服务方式，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报道说，一些城市“市长电话”即便有人接听，但接待人员的政策水平及解答能力不强，对问题的答复不尽如人意。这就不免让“市长电话”落入了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

　　燕赵都市报:稳定房价还能让千人等空号

　　真的怀疑，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经进化到大多数都是富人的社会了呢？要不然为何房产开发商只乐意建所谓的“高价房”，而对庞大的普通百姓的购房需求不屑一顾？最近央视经济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中，有人问在场的潘石屹、任志强等开发商，愿不愿意盖一些穷人买得起的房子，竟然没有一个肯定的回答。需求决定市场的经济学原理，在房产领域是失效的。大多数的购房需求，竟然只能靠政府支持开发的经济适用房得到满足，这是何等畸形的市场。

　　作为一名还未工作的学生，一般说来，其所有的消费基本都由家长掏腰包。而中国的父母在供子女上学花钱这方面，可谓鞠躬尽瘁，自己省吃俭用不说，借钱负债也在所不惜。但是，作为为人子女的大学生，有没有想一想，父母的钱来的容易吗，从父母手中拿来的钱是不是全花在了该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