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我在《新京报》上看到两则消息：一则说的是河北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为土地被征用，不满补偿标准，搭建窝棚坚守土地，使建设项目迟迟不能开工。6月11日村民遭到了二三百名身穿迷彩服的青年袭击，六人死亡，多人受伤，第二天媒体进一步证实，在村民和袭击者的冲突中，也有一名袭击者死亡。在此之前，村民已经遭到了有组织的袭击，并将一名袭击者扣留在地窖里近两个月。另一则消息则说的是一位叫苑国栋的“侠者”，从河北来到北京，因自己钱包被偷，痛恨某些地段小偷泛滥，决定“自我执法”，抓住小偷用皮鞭抽打。
两则消息共同之处是：因为公共权力的缺位，或者是民众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绳油村的村民只能团结起来自卫，应付外来的暴力；苑国栋则靠自己的力量和胆量惩治小偷。在依法治国口号处处可见的今日之中国，在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成为高层和民间共识的今日之中国，绳油村村民靠自身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然是太落后了，而苑国栋的行为更是有滥用私刑的嫌疑。
但仔细分析两则消息的前因后果，我只能苦涩地同情绳油村村民和苑师傅：他们这样做有着不得已的原因，因此能获得舆论的同情。
绳油村村民要求提高土地补偿的要求是否合理？应当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裁定，村民和建设单位以及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纠纷，也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些村民并非生活在真空，他们未必不知道通过行政或司法途径解决合法而又安全，但是为什么舍“大道”而行“小径”，一定要采取这种剧烈对抗的形式呢？长达半年的对抗中，当地政府哪去了？也许当地政府在村民和征地企业的对抗中，有着自己的利益，失去了仲裁者的中立，村民因此对其不信任。两三百个袭击者两次如外星人一样出现在村民面前，当地治安部门总是扮演事后擦屁股的角色，委实蹊跷。而苑国栋“自我执法”的不合法行为博得一些商贩的同情，并接济他，也说明该地区的居民和商贩因不满意有关部门的治安能力，从而认可“侠者”对小偷用私刑的合理性。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最大的疑惑是：这些江湖上的正邪门派打打杀杀，官府哪去了？洪七公自豪地说他一生杀人无数，但没有一个是错杀的，那些人非奸即盗。洪七公凭什么这样自信？因为公共权力已经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洪七公这样获得公众正面评价的“侠客”，公众对他们有道义上的信任，因此他们的行为视为正义。———但洪七公对正邪的良心裁判是靠不住的。不言自明，没有人可以做自己的法官。
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和细致，聚族而居的农耕社会结构被日益打破。和古代相比较，民众更难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卫，也更不可能依靠“侠客”来惩恶扬善。在今天的中国，绳油村的村民和苑师傅的遭遇，更多的是非常态的事件，但是，这种事件只要仍然存在，就提醒我们，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度，要进步到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还有很多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