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后怎样抚慰生者的心灵

　　端木

　　如果说灾难破坏了一种文明，那么灾难之后人们的作为完全可能建设和沉淀出一种新的文明。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对生者进行抚慰，这种“灾难后的抚慰文化”何尝不是一种爱意深沉的文明？

　　沙兰小学洪灾之后，出现了令人感到欣慰的一幕：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心理教师在复课后为幸存的孩子们讲授灾后预防知识，并通过心理辅导课，用游戏、盲行、拍手、滚雪球等方式，缓解孩子们的心理压力，调动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6月14日《中国青年报》）

　　这种灾难后心理危机的干预，在包头空难、印度洋海啸等重大灾难后都曾出现过。正如专业卫生工作者所说，灾难中每个死难者会引发至少一百人的心理波动。建设和完善一种灾难后的救援、善后、心理干预的机制，显得格外地迫切。

　　我们欣慰地看到，政府在对灾难后重点人群心理干预和救援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责任意识和初步的规划安排，去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就已明确提出了加强救灾工作中的重点人群的精神卫生救援，在重大灾难中,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也正在初显身手，但是我们觉得这仍然不够。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理应由政府提供的灾后精神卫生救援系统能否及时应对所有灾难？特别是矿难等事故中幸存矿工及家属能否得到及时的心理救助？在幸存者、当事人亲属、直接目击灾难的人员（一线救护者、警察、记者等）三个层次中，是否每个层次尤其是外围的医生、记者等受到的心理冲击也能得到必要的专业抚慰和帮助？还有，在政府努力之外，是否能引导和调动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灾后的心理卫生救助？民间组织的参与，无疑将有利于公民社会自治能力的成长。

　　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层次就是公众，虽然绝大多数公众不是灾难的直接相关人，受到的心理影响也小得多，但灾难仍然会对公众心理造成损害，焦虑、愤怒、失望、悲痛的情绪也会出现在某些公众心中。这时，政府的及时救灾、抚恤幸存者和亲属、灾难的行政问责、积极构建类似灾难的防范体系等行动就可以构成另一种“抚慰”，帮助国民安定情绪，重树信心。当灾难之后政府和民间都能及时、负责、真诚、有效地抚慰当事人和公众，并采取措施防范类似灾难的重现，那么这种“灾难后的抚慰文化”就有望成为一种值得珍视的文明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