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老人毕生积蓄捐给贫困生

　　【金陵晚报报道】　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好事。马琅，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个86岁的普通老人，活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的好人。解放前，他是一位地下工作者，组织南京市小学教师代表团，同国民党市政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解放后，他任建邺区第一任副区长等职。1994年起，马琅开始资助面临辍学的四川“东方红”三姐妹。此外，马老还曾捐出500元资助南师大3名特困新生；向身患脊柱侧弯症的中学生王菁捐赠500元等。在这个物欲膨胀的年代，这位人生暮年的耄耋老人做出了一个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将毕生的10万元积蓄捐献出来，委托南湖关工委将钱资助给贫困学生。

　　传奇人生

　　一生充满坎坷

　　记者眼前的老人非常普通，普通到你无法把他和“全市典型”联系起来。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满头白发，走路颤巍巍的，可是给人一种亲切感，就像一个邻家老爷爷。马老是一个异常低调的人，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说：“我受党教育60多年了，做这些事情都是应该的，你们不要宣传我，太张扬了倒把我弄得不自在了。”马老1919年7月出生在南京一个贫困的家庭。马琅的一生充满坎坷：少年时家贫失学，从事过各种临时性的工作；青年时作为地下党员，工作在敌人的心脏——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险象环生；解放后成了建邺区第一任副区长，不久奉调到上海，担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科长、上海市邑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等职。

　　介绍同事入党

　　老人的地下党身份，让他的人生多少显得传奇。“我就是由他介绍入党的！”提起马琅，姚复康老人显得十分激动。82岁的姚复康老人是白下区政府办的退休干部。上个世纪40年代，他和马琅一道在火瓦巷小学任教，并且在马琅的介绍下，他在解放前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姚复康比马琅小4岁，1947年他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火瓦巷小学教中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当时，马琅已经是“小学教师联谊会”和“小学教师协进会”的负责人之一，白天在火瓦巷小学教历史、地理等学科，晚上则在《中央日报》的资料室兼职。姚复康起初不知道马琅是地下党员，只是觉得这个同事为人正直，工作负责任，很关心他人。他告诉记者，自己老家在常州金坛，那是新四军活动过的地方，他的思想自然比城里的年轻人要激进一些。姚复康刚进火瓦巷小学做教员的时候才二十出头，比较锋芒毕露，经常在办公室发表一些对国民政府不满的言论，公开表示自己对国民政府的失望。马琅则经常来找他拉家常，问问他家里的情况，社会关系等等。“他其实是在考察我啊！”姚复康情不自禁地笑了。那个年代，地下党的身份可是秘密。起初，马琅经常会介绍姚复康在业余时间去参加一些教师组织的活动，例如大家一起唱唱进步歌曲等。大概过了大半年的时间，马琅告诉姚复康，“有一个进步组织，我们一起参加吧”，但他并没有说是个什么样的进步组织，只是让姚复康写一个最近的思想汇报。就这样又过了约摸一年的时间，一天，马琅神秘地告诉姚复康，某日某时某地，有人会来找你，他手上会拿一份报纸，等你们接上头了，你可以和他谈谈。后来，姚复康从陌生人口中得知，自己在马琅的介绍下，已经被吸收为一名地下共产党员。那时，形势发展很快，共产党已经胜利在望，姚复康听说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党员，兴奋了好几天。

　　组织小教界斗争

　　1945年至1948年期间，马琅组织南京小教界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斗争，火瓦巷小学也逐渐成为南京小教斗争的根据地和策源地。姚复康印象最深的就是1948年11月，为配合全国的反饥饿反压迫斗争，马琅组织发动了近10天的全市小学教师总罢教活动。“那时候教师生活很苦，一天三顿只有冬瓜汤，饭都吃不饱。工资也很有限，只能勉强养活自己，要是成了家有孩子的教师，根本没法维持全家的温饱。”姚复康记得马琅团结整个火瓦巷小学的教师罢教，集体向国民政府要求加工资、寒衣费和遣散费。因为马琅在学校和老师们相处融洽，群众基础很好，教师们很快行动起来。起初是火瓦巷小学一家，后来这里的老师又到白下区的其他小学去“串联”，甚至还到秦淮区去做同行的工作。最后，全市小学教师大罢教，当局终于答应改善老师待遇，小教界通过这次斗争也发展了16名党员，进一步壮大了力量。

　　22年的宁夏生活

　　对于这些英勇的过往和传奇的经历，马老自己却是闭口不提。解放后，马老担任建邺区（原第五区、第四区）人民政府副区长，1957年，为了响应党中央支援西部建设的号召，马琅作出了一个令他终身引以为豪的决定——到西部去。马老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颇具戏剧性。“当年，我的请战书是当时最流行的大字报形式，用毛笔写满了大大的一张纸，贴在机关大院显眼的地方。第二年早春，申请终于批下来了，我和妻子背着大包小包登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早就知道西北自古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不是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说吗。还没走之前，大家都劝我说宁夏条件差，好好考虑考虑再动身。我想，差就差吧，反正过去又不是享福的。为了防止日用品短缺，我和妻子临走时不仅带了好几捆草纸，还把几十管牙膏统统挤到一个塑料盒里备用，到了那边一看实际情况，自己就笑翻了，宁夏根本就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穷嘛！”但是宁夏的气候不比南方，由于天气干燥，身体不适应，不久马老的妻子就因病返沪，马琅一个人留在宁夏过起了标准的“单身汉”生活。吃食堂、住宿舍……在宁夏一呆就是22年。“等到1980年，由于工作调动，我重回上海，因为和家人长期分离，孩子们看我就像天外来客，见外得很，对我一点都亲不起来，那时候一看见人家爸爸和孩子在一起亲热说笑心里就酸酸的，想想也挺对不起孩子的，我没有尽到一个好爸爸应尽的责任啊！”多年后马老说起这件事还深感内疚。

　　情牵“东方红”

　　失学三姐妹令他牵挂

　　1984年，马琅离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南京，并且定居在南湖。“忙了一辈子，突然闲下来，一开始很不适应，该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我小时候家里穷，早早就辍学谋生，对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难题有切身感受，于是我就想到了去做教育工作。”马琅说。不久，他就担任了南湖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把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注在青少年身上。在这期间马琅心里一直搁不下的，有3个女孩，她们是三胞胎。1981年4月18日，四川达县赵家镇九龙村杜学元家传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声。杜学元的妻子一胎生下3个女儿。杜学元给她们分别起名为杜小东、杜小方、杜小红。人们后来喊她们“东方红”。1982年7月2日，对三胞胎一家而言是个不幸的开始。杜学元遭遇拖拉机事故，折断5根肋骨，而且永远失去了右臂。就在第二年，妻子患上了肺结核，一家人在生活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杜学元硬撑着让孩子们读完小学，他再也没有能力让她们继续读书了，三姐妹同时面临着失学。1994年5月，已经回宁生活10年的马琅的视线被《文摘周报》上一个报道的标题吸引住了《父残、母病、没钱上学——谁来帮帮可爱的三姐妹》，看到这个标题后，马老立刻坐直了身子，认真地读了下去“……前不久，就在家里实在没钱为母亲治病和购买种子、化肥时，东方红三姐妹交给父亲114元钱。她们说是同学们捐的。杜学元后来才知道，她们把中午在学校吃饭的钱一分一分省下来，利用早晚上学放学和课余时间捡废铁、碎玻璃、塑料瓶等卖给废品收购站，把钱一点点存了起来。她们想用来上学。现在，她们绝望了。”看到这里，马琅流下了眼泪。马琅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就是由于家中贫穷，早早地辍学去当了学徒。后来，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党组织的培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是，多年来，学校、教育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不忍心看这3个可怜的孩子也重蹈覆辙，失去上学的机会，走上一条令人遗憾的人生之路。

　　帮助孩子渡难关

　　很快，马老就给孩子们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表示要帮助她们渡过难关，并随信附上了200块钱。在马老等好心人的资助下，三姐妹又重新走进了久违的课堂，捧上了心爱的书本。从此，他们与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特殊交往：在此之后的每学期开学前，他都给孩子们汇去学费，一年两次，每次600元，雷打不动的数字，加上给杜学元看病的钱，10年过去，马琅先后资助“东方红”三姐妹5万余元。在马琅居住的房间，他最宝贵的，是一只大纸箱。这只纸箱里，装满了他和三个孩子往来的信件。“三姐妹都很懂事，她们经常给我写信。在文化学习上，我可能帮不了她们，但我已经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人生历程长了，自然经验教训也积累了不少，怎么做人我还是有些经验的，所以孩子们和我无话不谈。有段时间，四川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她们三姐妹‘糟蹋爱心’，拿别人资助的钱肆意挥霍，纷纷指责她们、怀疑她们，可事实并非如此，孩子们陷入了苦恼之中，写信向我倾诉，我安慰她们不要害怕，安心读书，给他们寄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孩子们坚强应对；还有一段时间，小红不切实际地要报考北大，我得知她的成绩在班上只排二十几名时，给她去了封信，告诉她‘有些事情想起来很简单，但通过实践却很复杂。从实际出发，好好想想后再决定报考什么学校，不能好高骛远。’小红后来听了我的建议改填了更为适当的志愿。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信中我跟三姐妹谈得最多的还是做人，做人要正直、好学、奉献。后来，三个孩子都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向我报喜的时候，我跟她们开玩笑，说你们的通知书上，也应该写上我的名字，她们说，马爷爷，那当然。您知道吗，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见到您。”2001年春节，三姐妹相约来南京，终于见到了素昧平生的马爷爷。“我带她们去了中山陵、夫子庙，我们还去了上海浦东，她们那个开心啊！”马老说，三个大一学生站在自己面前，那一刻真的深感欣慰。三姐妹长得极像，和外孙女年龄相仿，很玩得来。4个女孩子在一起又是唱又是跳，还真不大分得清。“如今她们全都大学毕业了，都找到了自己的工作。老大在广州，老二在成都，老三在长沙。老二去年还来南京的，孩子心好，说我年纪大了，她想在南京找份工作好陪我，照顾我。可是后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劝她回去了。现在她们姐妹三个，没事就打电话来，跟我聊上几句。得知她们现在过得很好，我常想，对于我来说，对于那些帮过她们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自己稍微节省点，稍微伸手帮了她们一把，她们的命运就改变了，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有意义呢？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我尽我的力量来做，孩子们上学了，今后的生活可能就会好起来；上不了学，可能就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

　　没有马爷爷就没有我们

　　昨日上午，记者几经周折拨通了“东方红”三姐妹中老大杜小东的电话，现在，小东已经成为一个忙碌的都市职业女性。正在外地出差的她虽然只能在电话中说上短短几分钟，可是提到马老，她仍然十分激动。小东感叹，考上大学那一年，三人特地到南京去看望了马爷爷，马爷爷带她们游玩了南京城的名胜古迹，那几天和马爷爷在一起的日子是过得最开心的，至今都历历在目。她表示姐妹三人非常感激马爷爷，如果没有马爷爷，或许就没有她们三姐妹的今天。随后，记者联系上了老三杜小红，由于工作繁忙，无法多说，但是小红短短几句话便道出了心声：“这么多年来，我们姐妹三人与马爷爷之间不仅仅是捐助与被捐助的关系，其实捐款的钱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马爷爷建立的深厚感情无人能替代。”

　　爱心捐助

　　毅然决定捐款10万

　　将毕生积蓄十万元捐献，这个凡人难以想象的决定，马老做的一点也不困难。马老所在党支部的书记吕明武清晰地记得，每月一次的组织生活，马老总是早早就到。即使现在他搬到了浦口的福利院，到了过党组织生活这一天，无论刮风下雨，天热天冷，老人一准要起个大早，转两三趟车，一趟路上花两个多小时，马老都必来参加组织生活，并且从不迟到。2005年3月14日，马老照常到南湖街道去过组织生活，凌晨5点多钟，马老就蹒跚着出了福利院，慢慢朝附近的盐浦线公交站台走去。因为腿脚痛风，从福利院到站台的这段路，他足足要走20分钟。这一天，除了过党组织生活，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在南湖街道会议室的组织生活一结束，马琅便来到南湖少儿活动中心，前一天晚上他电话里和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秘书长张秀英约好了当天在办公室见面。据张秀英回忆：“13日晚上，马老打电话给我，问我第二天什么时候在办公室，说要来找我。我以为马老有什么烦心事，不停地追问他，好让自己放心，马老说‘明天早晨再告诉你。’我心里放不下，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办公室等马老。”马老见到张秀英后，在贴身的衣服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掏出了一张存折。“我想给孩子们捐点钱。”听到这句话，张秀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在到福利院之前，马老跟张秀英是多年关工委的老同事，很是熟悉。“快到中午银行要关门了，你跟我到交通银行把钱划到街道的户头上吧！”“马老，你捐多少钱？”“10万。”张秀英呆住了。她是最了解马琅的。马琅在南湖的家，张秀英多次去过，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台他收看新闻的电视机，其余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具。平时马老只吃粗粮素菜，衣着也是最最简单，一个冬天，就穿一件棉袄，一双棉鞋，夏天的白衬衫也穿了很多年。“马老，你跟家里人商量过没有？”“讲过了，他们同意。儿孙自有儿孙福，要给他们留精神财富，不要给他们留太多的物质财富。况且比起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都能过。”后来记者了解到，马琅的一个儿子在上海崇明岛一家农场当工人，每个月工资1000多块。另一个儿子也在上海做着普通的生意。女儿在南京，从机关退休，生活上不愁吃穿也并不富裕。“马老，你要仔细想想。”张秀英不放心地再次问道。“我已经考虑一年多了。捐这个钱，我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这钱，要全部用在贫困的中小学生身上。”张秀英知道这钱肯定是马老一辈子的积蓄了。“要知道马老的关系在宁夏，离休了一个月也就一千多块钱，比南京低很多，有段时间他4个月都没拿到工资，写信去催了才拿到。马老在生活上更是省吃俭用，这么大年纪为了不麻烦儿女，自己要求住进福利院，但衣服还是自己洗，他说自己还能动，不喊别人洗衣服可以省一点钱，给那些可怜的孩子读书。马老一天的伙食费5块钱都不到，可想而知他积攒这十万块钱多不容易啊！”

　　掏光口袋助患儿

　　将自己的钱用来捐助贫困孩子，对于马老来说，已经太多太多次了。从马老自己的口中知道更多的事迹是很困难的。老人总是对自己所做的只字不提。然而，南湖街道的人们全都记得。“他最爱帮助孩子，他是我们这里出名的热心人！”这是水西门社区总支部书记窦春芳对马老的评价。“有一次，在他看病的路上，他偶尔碰到了广场上举办的慈善募捐，老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排到了队伍中，掏遍了全身上下所有的口袋，把随身带着的所有钱统统都给了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孩子。”故事要从一个患病少女的身上说起。2001年，17岁的王菁住在南京水西门社区长虹路后街，就读于南湖一中。2000年王菁的父亲因患癌症病逝，母亲下岗后，母女两人仅仅靠着每个月百来元的收入勉强度日，于是为了给女儿挣些学费和生活费，王菁的母亲选择了外出打工，而王菁则是独自一人居住在家中。有一天，经常过来帮着照料生活的街坊邻居突然发现孩子的脊椎位居然鼓出来了好大一块。“孩子不会是得了什么病吧”，急急忙忙赶回来的母亲连忙将小王菁带到医院检查，焦急地等待之后，医生开出的诊断书让母亲和小王菁大吃一惊，“由于青春期发育营养不良等原因，孩子患上的是脊柱侧弯，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开刀，脊柱侧弯的程度会加深，孩子极有可能会驼背。”花季少女面临着可能病残一生的命运，而动一次脊柱的手术费用至少要7万元，如果再加上随后的治疗费、药品费……而面对这一切的却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贫困家庭。由于无钱动手术，在随后等待治疗的一个月时间里，小王菁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脊柱侧弯从原来的50度加深到了70度，一时间，忍受着病痛的同时，小王菁和她的母亲笼罩在痛苦与无助的乌云中……就在这个时候，小王菁所在街道了解到了小王菁家中的困难，2001年5月的一个周末，街道在南湖广场为小王菁举办了一次专门的慈善募捐。“慈善募捐开始后，我们一名工作人员一下子发现了‘老熟人’马琅老先生”。由于刚刚看完病，排在队伍里的马琅手里还拎着病历、药品，走到捐款箱前，老人很细心地翻遍了全身的口袋，掏出了所有的钱放进了捐款箱里，“事后我们工作人员数了一下，当天共收到2万元捐款，光马琅老先生一人就捐了500多元。”由于及时得到了这笔善心捐款，小王菁很快住进了医院进行了脊柱修复手术，现在，已经恢复苗条身材的她在江宁一家企业中打工。当记者向老人提及这件事情的时候，老人的脸上却满是遗憾：“之后我还想继续资助这个孩子，只可惜后来我一直没联系上……”

　　别人眼中的他

　　在周围人的眼里，马老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热情的老人

　　马老住在南湖的邻居杜祥珍回忆起第一次敲马老家门的情形时说：“我是几年前搬家住在马老家对门的。一天我们家的保险丝突然断了，可刚搬来没多久，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上哪买，于是想着敲敲邻居家的门碰碰运气。开门的是马老，听说要借保险丝，他热情地招呼我进门。第一次去别人家，总是有种好奇感，喜欢东张张西望望。看着满屋子的书报杂志、一抽屉的维修用具和家里堪称‘破烂’的家具，当时我心里琢磨着这个老头大概是个退休的维修工。直到有一天，一位从北京出差过来的女同志来找马老，没敲开门，和我聊起马老的过去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不起眼的老头是‘有来头’的，还当过第一任副区长。”邻居王小东说起马老买菜的事也是感慨万千。“马老的生活很简单，我难得能在菜场看到他，因为他买一点菜都要吃好多天。有一次，我在菜场门口看他拎着一袋麻辣豆腐往家走，就问他这点菜够吃吗。哪知马老说，这个菜味重，一顿吃一点可以吃四顿了。”

　　低调的老人

　　在南京市社会福利院孟延书主任眼里，马老是个很低调的老人。“甚至我之前都不知道马老捐资助学的事。”孟延书告诉记者，2004年5月15日，马老入住福利院颐养楼，因为要长期住在这里，来的时候，马老没有用福利院提供的新桌新橱，而是从家里搬来了旧书橱、旧柜子。最引人注目的是，随身带来的还有很多书，都是成套的《邓小平文选》、《毛泽东选集》。“老人很平和，每次见到我，都是笑着点点头，一点架子都没有，看不出曾经身居要职。”孟延书对记者说，马老生活很俭朴，每次见到马老，看到他穿着的都是那么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从来不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而在与马老接触较多的颐养楼护理班班长赵玲的眼里，老人对自己的吃穿住行要求很低，甚至对自己有些“抠门”。“老先生喜欢穿布鞋，就两双，鞋子都穿旧洗白了。”马老的午餐简单至极，一两饭加上一两样素菜。福利院里的伙食不错，鱼肉、骨头汤轮番供应，但马老从来就没订过这些荤菜。护理员都很喜欢这位老先生，有时看不过去了，就会劝马老：“马爷爷，帮您订个荤菜吧，总吃素菜身体吃不消啊。”马老才订一份小炒肉丝。就是这样的小荤，马老的订菜次数10个手指都数得清。老人们住在福利院里，用水用电是不用另外缴费的。有些老人就不太注意节约，洗手也把水龙头开得很大。马老却从不这样，每次用水都将龙头拧得很小。一有时间，大伙聚在一起时，马老就会和大家说说过去的苦日子，让大家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和蔼的老人

　　对待为自己服务的护理员，马老同样很尊重他们。有的老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免不了会对护理员使小性子，但马老从来就没对护理员红过脸。他还经常对其他老伙伴说，干护理这份工作多不容易啊。因为马老的和蔼可亲，护理员都愿意和马老拉家常。“在我们护理员眼里，马爷爷和住在这里的老人没什么两样，是个很平凡、很亲切的老人，谁也没想到他一直在默默地帮助贫困学生。”赵玲说，马老的书桌上放着一张与3个女孩的合影照片。来打扫卫生的护理员都喜欢和马老聊上两句，问起照片里的人，老人总是笑而不答。时间长了，护理员断断续续地了解到，原来，照片里的三姐妹就是马老一直在资助的四川贫困学生“东方红”。再后来，市里的有关单位几次到福利院来给马老送感谢信，大家才知道，马老不仅资助了“东方红”三姐妹，还资助了其他困难学生，最让大家震惊的是，平时生活极其俭朴的老人竟然拿出了平生10万元积蓄去帮助贫困学生。“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深受感动。”赵玲告诉记者，听说马老的子女生活也很一般，在上海一家农场工作的儿子一个月收入也不过1000多元，10万元如果去帮助子女的话，生活肯定会改善很多。当大家这样问他时，马老总是淡淡一笑：“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那些连学都上不了的孩子才是应该去帮助的。”马老是个很热心的老伙伴，同住一个福利院的老人是这样看待马琅老人的。马老腿不太好，时常会疼，就备了个治疗疼痛的治疗仪，隔壁的郑奶奶、徐奶奶也跟着享了福。一听说老伙伴中谁有个腰酸腿疼的，马老就乐呵呵地拿着治疗仪送过去了。马老的为人让同住福利院的老人们都很钦佩，马老曾上了福利院三期板报，一期“五一”特刊呢，内容都是老人们自发写的，都是表扬马老或表示要向马老学习的。马老依旧很谦逊，他说：“党组织培养教育了我六十年。我身体离休了，思想没有离休，也还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对国家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老人的愿望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书读得太少，解放前我也当过小学教员，深感当时许多孩子因家庭贫困无法读书而只能继续过着贫穷无助生活的苦恼。现在，绝大部分的孩子都能上学了，极少数的遇到困难，往往是一时的困难，我们能帮，就应该帮一把。我们没学上的苦，不能让现在的孩子再吃。离休后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在助学方面做一些事情，从资助四川东方红三姐妹上中学直至大学，到后来参加街道关工委的工作，自己也算尽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最近因为身体原因，我住进了市社会福利院，关工委的工作我不能干了，但怎么能继续帮助困难孩子，让他们不再失学成了我的一个念想。考虑到我已八十多岁近九十的人，来日不多了，这是规律，我大体算了下多年的积蓄，对家庭也做了适当安排，拿出这10万块钱，希望能对贫困家庭的学生有所帮助。″在采访最后，马老说，在他的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我要把毕生的积蓄10万元捐出来用作南湖贫困家庭子女的助学金，一个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后，我要把遗体捐出来用于祖国的医疗事业。这次捐资助学实现了我的第一个愿望，也算是我的一点奉献，遗体捐献是我的第二次捐献，也是最后一次奉献，对我来说算是画上一个句号吧……”　金陵晚报记者　朱锐　刘泱　姜晶晶　金海亮　张燕(编辑　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