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罗：中国基金会聆听世界

　　陈金罗：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会作为一种社会团体，是以财产为结合体的民间组织，这一点区别于以人为结合体的民间组织。基金会是民间财产的一种重要的再分配形式，其运作对建立和谐社会、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具有积极意义。

　　一个良好的基金会除了具备一定的资金基础外，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理事会组织结构，能有效地管理财产，并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民主管理制度，实行透明化管理，保证资金的健康运转，获取公众信任。同时基金会的管理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他们需要具备自愿奉献的精神，要懂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要具备基金会运转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要有精明的财务管理意识，具备这些条件才可保证基金会的良好运转。

　　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基金会，是否拥有了保障自身良好运转的各种条件呢？

　　中外基金会差异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的基金会与外国的基金会比较有什么不同？

　　陈金罗（以下简称“陈”）：自治、自主、自强是基金会的三个特性。中国基金会从法律上来说是一个独立的社团，但从政府对基金会运作的规定来看，目前实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影响到了基金会的“三自”特性，业务主管单位变成了基金会的实际控制者，使其发展缺乏动力。而国外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基金会应是自治、自主、自强的。

　　记：中国基金会发展的一个现象是，其运转需要依靠名人的背后支撑，领导人的社会知名度对其生存与发展是至为关键的，这种依靠名人的运转模式有什么利弊？

　　陈：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还处于不充分阶段，比起西方的完善规模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在这个阶段，名人效益是很重要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可以为其基金会打造社会品牌，提升社会公信力，为其募捐活动获取更为便捷的社会渠道。但这种依靠名人的运转模式并不是长久办法，对名人的要求还要靠制度来保障，只有完善的内外制度才能保持社会对名人的信任，从而保障基金会的有效运作。西方在这方面做得很完善。

　　记：在基金会的内部能力建设方面，内地基金会面临哪些问题，最急迫的是什么？

　　陈：基金会内部能力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很多问题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如何加强诚信建设是很突出的，而诚信建设就是如何让自己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制度建设问题。

　　记：中国提倡集体主义，而西方主张个人主义，但中国人结社的比例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个中的原因是什么？是政策体制，抑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偏重家庭的文化观念的制约？

　　陈：在中国，像基金会这样的社团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笼统说是某个特定的原因。在当前，双重管理体制是制约社团发展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但也要辩证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它使社团成了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属单位，但另一面它也能保证并促进社团的诚信建设。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偏重家庭的文化观念并不是影响社团发展的原因，中国自古就有“爱老、敬幼、扶危、挤困”的思想；在当下，中国民众也不缺乏这种自愿文化，从印度洋海啸事件来看，中国老百姓自愿捐资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国内基金会的运作方式很多是借鉴国外的，但也不能认为像基金会这样的社团是一种舶来品，中国自古也有许多结社组团的实践。我认为，要促进中国社会团体的快速、充分发展，不但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更需要借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制建设的完善，这样，社团的春天就会到来。

　　基金会的发展瓶颈

　　记：在国内，政府与社团的关系是复杂又微妙的，当前应如何对政府进行功能定位，从而理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陈：新条例仍旧强调政府对于社团的管理功能，而没有突出其服务功能、保障功能、促进发展功能。政府与社团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政府的义务必须到位，强调其服务功能才能更好地培育促进社会团体的发展。另外，政府的管理也是需要的，但要依法管理。不过，目前政府机关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政府的管理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体现在对社团的审查登记方面，行政机关具有很大的裁量权。只有突出政府服务功能，并依法进行管理，才能规范两者之间的关系。

　　记：您对新条例持什么态度，或者你认为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陈：中国社团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是第二阶段，当下市场经济发展期是第三阶段，每个阶段都颁发了一些社团管理条例，尤其是当前这个阶段，制定了很多新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既出于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考虑到如何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性。新条例还只是就某些特定的问题进行局部微调，其调整还没有达到从根本上改变社团发展的困境的力度。尤其是，新条例没有明确确认民间团体的主体资格，需要把民间团体的权利写进去，把政府的义务写进去，为此民间组织立法应被提上日程。

　　作者：冰 渡

　　（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