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 搜寻“三线人”

　　祖文辉:故乡是童年玩乐的老厂

　　祖文辉的父母都是沈阳人,学校毕业后分在沈阳的410厂工作,1968年响应党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南迁贵州清镇卫城的一个军工厂。1991年,该厂合并为西南工具总厂搬到贵阳小河。祖文辉生在沈阳,一岁随父母来到贵州,如果按传统的说法出生地就是自己的家乡的话,祖文辉的家乡无疑是在沈阳,可是一岁就离开家乡的祖文辉如今却对家乡没有任何概念。倒是建在贵州山里的那个老厂让她经常魂牵梦萦,童年玩耍嬉戏的旧时光常常游现在梦中。祖文辉说,她最大的不足就是讲不好贵州话,虽然能说几句,但别人一听就知道是“崴”的。因为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说普通话的环境里,受当地方言影响不大。一岁就离开家乡的祖文辉,在贵州生活了37年,让她感触较深的一点也就是说不好贵州话,或者贵阳话,这样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一定的不便。她说,比如上街买菜或是逛商场,免不了被人捉弄,因为人家一听她说普通话就猜她不是本地人,在价钱上就可以糊弄她一把。作为一个从两岁就在贵州土地上长大的人,当贵州人不把她当本地人时,祖文辉感到了无可奈何的悲伤;因为当她回到沈阳老家探亲时,无论是说话还是饮食起居都已经格格不入了,故乡人也已把她看成是外地人了。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心理上,祖文辉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贵州人。当出差外地或者游玩,只要听到贵州话或者看到贵州的什么东西都有一种亲切感,而对北方的事物来说,就失去了这种情感上的亲切感和交流性。说到《青红》这部电影故事时,祖文辉告诉记者,她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沈阳去,也没有过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故乡生活的念头。毕竟离开家乡多年,一切都改变了,可能回去反而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环境。她认为,《青红》里主人公青红的父亲的行为来自两个方面:上海人有一种优越感,都认为自己的家乡比哪里都好;其次,可能来自情感方面,自己少小离家回不了故乡,难免不生遗憾,让孩子回去,感情上有所归依,作为游子也算是对故乡的一个交待。

　　张师傅：贵州

　　不是我的根

　　在《青红》拍摄镜头最多的一间车间,我们看见一个瘦瘦的老工人正蹲在车间的一角,前面堆放着很多的材料,看样子正在工作着。老工人起身走到我们跟前,第一句话就说,听说那部《我十九》(《青红》的原名)在国际上得大奖了。老工人姓张,身上穿着工作服,手上沾满了机油。他告诉我们这是充电架车间。我们发现矿灯厂的职工、家属全是统一的东北口音,张师傅说,该厂是1966年为支援三线建设从辽宁搬迁过来的,几十年里,在这里结婚、成家。所以厂区里上千人都说同一口乡音。1969年,张师傅跟着爸爸妈妈从辽宁迁来时才15岁,1970年就进厂工作了。35年,张师傅对厂里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不过,从他进厂到现在这里从没有改变过,除了自己一天天的老了,想想好像是昨天一样。尽管现在厂里的效益很不好,但张师傅仍然每天准时8点钟就来上班,下午准时下班,他说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了。对于《青红》这部片子,张师傅有自己的感慨,就像片子中那个一心想回上海的父亲一样,张师傅也想念自己的老家,张师傅说来贵州几十年了,但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贵州人,贵州不是他的根,全家只有女儿会说贵阳话。但似乎也不能算是辽宁人了,辽宁没有亲人,自己再没有回过老家。自己整天在厂里干活、生活,厂里就像一个封闭的社会,张师傅说他现在只能说是矿灯厂的人。

　　时红:父亲让我留贵阳

　　时红是盛医口腔医院的牙科医生,“三线人”的后代,当我把电影《青红》的故事告诉她后,她快言快语:我的父亲恰恰相反,他极力阻拦我回上海,不让我回故乡去,与青红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时红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严格说,她的父亲还不算“三线人”,是上世纪70年代从上海的学校毕业后分到贵州工作的。时红说,她的外公外婆才是真正的“三线人”,从上海来贵州时,她的母亲已经8岁了。父亲和母亲偶然相识,两个上海人就这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直生活、工作在贵阳小河的黔江机械厂。时红是独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对她一直呵护有加。时红从小学到中学,再从大学毕业分到医院工作,一直都是那么顺利,与前辈相比,可说是幸福快乐的一代。当岁月的车轮驶到1998年的时候,应该说,这一年对时红来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契机。上海传来消息,凡是上世纪支边的家庭,孩子未满25周岁的,可以安排一人回上海定居。时红的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决定把独生女送回上海去,当她和时红的父亲商量时却遭到了反对。时红的父亲坚决不同意把女儿送回上海,父亲和母亲因为对女儿回不回上海的意见不统一,经常发生争执、吵闹。最后把决定权交给时红。时红当时24岁,心里还是愿意回上海,她觉得上海是大都市,各方面都比贵阳好。时红说,父亲当时可能是出于从现实的角度为她考虑的。上海虽然有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姑,但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住处又不是太宽余,总不能老挨着爷爷奶奶居住,上海的住房本来就紧张,住亲戚家总不是办法。而且工作还得从头开始,真正回去了,要面对的困难不少,再者,可能还有父亲不愿和女儿分开的因素。父亲40岁以前也曾动个念头调回上海,但由于母亲的调动有困难后来就放弃了再回上海的打算。父亲的同学全都调回了上海,他们那批分到贵州来的同学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贵州。时红说,虽然回上海的梦还没有完全破灭,但回上海的困难是越来越大了,有了家庭,有了丈夫、有了孩子,要走可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不容易了。不过,贵阳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各方面都有改观,同学朋友都在贵阳,生活还是很快乐的,没有回上海也不存在遗憾,自己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时红还告诉记者:我的表妹很早就把户口办回了上海,贵州大学一毕业就去上海了,作为一个生在贵州成长在贵州的人,在上海的时间长了,电话里常爱倾诉的一句话就是,好想吃辣椒,好想吃牛肉粉啊。　作者：魏荣钊裘春霞陈艺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