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集粹：韩真真——超级女声版窦娥冤？

　　克服“倒授权”现象，关键是领导要转变观念。多一些大局和长远眼光，而不能拘泥于琐碎，羁绊于繁杂。抛弃大小不分、主次不分的所谓“全面领导”观念，抛弃自欺欺人的所谓“能力和素质”，真正树立起层次领导、按职领导的观念，不仅形式上要放权，具体工作上更要按规定放权、明确责任归属。要真正信任并依靠下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对下级不仅要有布置安排，还要有信任和激励，多给予机会，多给予理解和支持，多关心、指导和帮助，让他们充分施展聪明才智。

　　一位记者在采访手记中引用了卢梭《忏悔录》中的名言：“我写这件事的时候，还觉得脉搏怦怦跳动；即使我活到十万岁，这些情景也一直历历在目。”自从我的目光触及那幅忠实记录灾后现场的照片，那些小手印就深深镌刻在脑海里，不断折磨着我的神经。紧接着，理智已经阻挡不住泪水，模糊的意识中猛地蹦出几个清晰的字：永远保留那面墙！

　　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和细致，聚族而居的农耕社会结构被日益打破。和古代相比较，民众更难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卫，也更不可能依靠“侠客”来惩恶扬善。在今天的中国，绳油村的村民和苑师傅的遭遇，更多的是非常态的事件，但是，这种事件只要仍然存在，就提醒我们，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度，要进步到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还有很多路要走。

　　按理说，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法定的管理手段包括命令、监督、训斥、指导等等，怎么用起了媒体舆论监督常用的“曝光”？细究这种“角色错位”，除看到了“上级监督下级”这个层级性监督所包含的老大难弊病外，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政务不公开”对舆论监督的窒息：因为政务不公开，上级政府“垄断”了本应由媒体行使的对公权力违规的“曝光权”，越俎代疱地自己曝起光来。

　　韩真真这次是倒掉了，但她的歌唱生涯并没有失败，因为她通过这个曝光率极高的平台展示了自己，也给了港台内地诸多明星经纪“摘星”的机会；她还在这个戏剧性的舞台体会到了残酷，领教了规则，如果她想进入这个娱乐圈，就会明白单纯的歌喉不能决定一切，要做一名歌手需要锻炼的地方还很多。韩真真这次是倒掉了，但她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享受，更重要的是她在超级女声主办方“导演”的这出戏中，给人民带来了谈资、带来了娱乐。

　　在拍摄影视作品和做新闻报道时，哪些不能渲染，哪些不能报道，应该有所考量，而不能单纯考虑收视率和可读性。尤其在公安题材的作品和案件报道中，对作案手段、破案方法等细节方面应当特别注意。对不适于公开披露和报道的内容，要加以必要的过滤和技术处理，以免为罪犯提供反侦破经验，或增长罪犯的作案技巧。

　　端午已过，但关于屈原的一条“趣闻”，却仍然令人唏嘘———某地教师问中学生屈原是谁，学子A答，屈原是歌手，他唱过《离骚》；B曰，屈原乃厨师，他发明了粽子；而C则说，屈原是医生，不然怎么称他为“大夫”……何人屈原，如坠迷雾。如果说那是因为在北方，莘莘学子，远离汨罗，所以不知屈原，那么在屈原的家乡秭归，同是乡亲，何以“美人”王昭君故居车水马龙，而屈原祠却衰微破落，无人问津呢？

　　人不在单位上班，而把工资补贴一分不少地领走，这样的荒唐事会发生在私营企业吗？不会，人家企业主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可能白白地送人？这次临沂市清理的对象是“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可见，这样的事发生在“机关事业单位”。那么，这些“隐形职工”究竟是怎样“隐”起来的？

　　有那么多的当地记者采访了华南特大火灾事故，但是，仅有《经济半小时》的记者敢于大胆说出这个真相，何以如此，令人深思。从目前已知的线索看，这起火灾事故完全是一起人为的责任事故，责任者肯定要受到追究。大家知道，从事正当生意、正常营业的宾馆和从事色情服务的宾馆，在责任追究的程度上肯定是不一样的。当地官员为何讳言“色情楼”，当地媒体为何也讳言“色情楼”，想必就非常清楚了。这说明，在华南大火的背后，必然还有着尚不为人所知的更多秘密。

　　报道说：“中共兰州市委掀起的‘治庸’风暴，已席卷全市党政机关和各要害部门。”这样的判断不免给人夸大其词之感。“治庸计划”实施一个多月，偌大一个兰州市，“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机关及其下属部门以及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这么一个庞大的队伍，才“治”出区区一个“不作为庸官”来，何来“风暴”之说？

　　为什么中国人单单对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认识会呈现出主题化形态？有人从民族主义角度寻求答案，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日本与中国有着最大的地缘竞争性，所以不免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针对方向。我想，这即使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绝非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主题化的首要原因。中国民众意识中可能有赶超的目标，但并无全面竞争的对手，人们对美国并无“取而代之”的强迫症状，对日本甚至缺乏“这是一个大国”的认识。

　　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式不同于传统社会，它不应坚持以管理为中心。就艾滋病防治来说，必须摒弃隔离、限制等传统公共卫生立法理念，应当通过人性化的政策和法律措施，调动包括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在内的全社会成员预防和治疗的积极性，防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出现，避免形成逆反甚至反社会心理。否则，艾滋病立法就是失败的。

　　张左己省长请示中央给予处分，不能理解为是在“火线做秀”，盖因此前已有先例可循。2001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规定发生特大火灾事故、特大交通安全事故、煤矿和其他矿山特大安全事故等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远的不说，今年1月，国务院给予对大平矿难负有领导责任的河南省副省长史济春行政警告处分；5月，国务院给予对阜新“2·14”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辽宁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

　　与《惊情神农架》剧组和《情天大圣》剧组在神农架“造孽”相类似，去年年底以歌手李进为代表的一些人士，曾向媒体披露张纪中执导的《神雕侠侣》剧组在拍摄地四川九寨沟风景区“造孽”，严重破坏“神仙池”和“钙化瀑布”两大自然景观的协调性，在钙化堤上留下几十个多年也无法修复的印记。李进就此还向国家环保局进行了举报，而导演张纪中对李进等人的指控颇不以为然。

　　一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即是对政策的一个条件约束，类似于法律上的但书。但书是对法律条文的上文或者法律的主文的例外、限制或者附加某种特定条件的规定。但书一多，就像给法律穿上百衲衣，貌似严谨却处处漏风。比如对售房个人所得税，短短一篇通知，就“已购公有住房出售”、“鼓励个人换购住房”、“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等两大项6种情况给予了税收优惠。

　　为家长、考生提供方便是件好事，在信息社会里将信息转化为金钱也无可厚非，不过必须分清信息的性质，是属于公共信息资源还是非公共信息资源。不是你的就不能盗卖，这是每一个平民百姓都应明白的道理。像高考这样的国家级考试，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考生也缴纳了各种各样的费用，考试分数记载的是每一个考生的个人信息，而诸多个人信息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公共信息。公共信息虽然掌握在有关部门的手中，但由于它属于公众，任何部门都只有公布的义务，而绝无把它作为谋取利益的资源而任意处置的权利。

　　为了还原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价值，政府必须严格规范，比如，要对购买者进行资格审查；要公示购买者的名单和身份，实行透明管理以防止腐败和寻租；还要规定，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不能转卖转租牟利，不能出租赢利；当拥有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变能够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政府甚至有权以原价（减去折旧）买回经济适用房。至于一个城市需要多少经济适用房，也需要考察城市无房的常住贫困群体的数量。如果数量太大，设置更多的廉租公寓，将更符合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