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集粹：刻舟求剑？“家庭出身”该咋填

　　想得到名声，就要真正做到实至名归。有道是“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如果一个人热衷追求虚名，一个集体或一个单位乐于背负虚名，无疑是在饮鸩止渴，对个人成长、事业发展都会留下祸患，那就会应了另一句人们熟知的俗语——“图虚名，得实祸”。想当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出于“富贵而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的目的，在灭秦之后舍弃关中战略要地，偏要跑回老家去做西楚霸王，给对手以可乘之机，最终落得四面楚歌的结局，拔剑自刎于乌江边，实在是为虚名所累，受虚名所害。

　　在杜宝良违章事件发生之前，还有一件引起“公愤”的事。一个外地打工青年闯进快行道，被一辆宝马车撞伤，车主提起诉讼，依法要求赔偿。按理，这是一项正当的赔偿诉讼，可车主却因此背负“不仁义”的指责。一边倒的舆论，明显支持违法的弱者。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同情弱者，是最起码的行为规则。但是当同情成为一种巨大的舆论声势，以致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提出挑战时，是同情错了，还是准则本身有问题？同情没有错，对弱者的支持，显现着一个社会的良心。在同情与支持违法弱者的背后，实际是法律关乎贫富的现实存在。

　　清华同方流通股股东的表现再次昭示股市变革不乏“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证监会对经过自己“预审”的试点方案被自己力推的分类表决制度否决，并没有流露出郁闷不快或张惶不安意思。直接监管部门在最为“敏感”的“对价”问题或者是没有承受直接压力，或者是有应付压力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作市场规律已获得“立锥之地”的征兆。

　　60年，中国人称为一个“甲子”。今天，全球许多国家领导人云集莫斯科，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战胜国与战败国的领袖聚首一堂，再一次回忆、悼念、反省。多年来，为了纪念战争的死难者，为了让世人不忘战争的教训，世界各国每年都会举行纪念二战的活动。今年为60年祭，自然更加隆重。

　　摆正心态，告别懒散的生活方式；抛弃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幻想；如韩国高丽大学教授所说，年轻人不妨从大学开始，通过兼职等工作感受一下社会底层工作也是摆脱“育儿袋”的方法之一。记住陶行知先生的《自立立人歌》吧：“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如果说固守“家庭出身”显示了观念与时代潮流的脱节，那么，还有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不容忽视。恰如上海一位律师所说，我们现行的法律是不是规定不同出身的公民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法官在办案时，可不可以因为当事人的家庭出身而作出不同的判决？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么所谓的“家庭出身”还有什么必要出现在个人的档案材料中呢？信哉斯言。

　　工人日报:道德中怎么长着如此多恶之花?

　　而另一些人的表现，则让我看到了道德干瘪的可怕———有人竟然当着英雄父亲的面说：“孟军这一下子值了，如果不死，干一辈子也未必能挣这么多钱！”“孟军还真会给自己找地方，以前见义勇为死了哪能得那么多钱？也就三五万元的样子。大商集团这次算是出血了。”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的血是冷的还是热的，我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怎能说出口？从这些话中，我看见了当前某些人的道德感是多么空洞、扭曲和荒唐；我也从中窥见到，当前某些地方的道德生态中成长着怎样一些“恶之花”！这些无意间的发现，让人伤感，甚至让人不无愤怒。但愿，类似的“发现”今后能够少一点，再少一点。

　　群众一次次举报，媒体一次次曝光，换来了什么？主管部门虽然有一次次的“高度重视”，也有一次次的治污近期和长期规划，也能在上班八小时内“例行”检查，但污染企业依旧肆无忌惮直排污水，没有一家被罚得倾家荡产，也没有一家停产关门。一次一次对媒体、对有关部门的满怀希望，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面对汹涌而来的污水，当地百姓麻木了。而实际上，我们是没理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时下，以诈骗为目的的黑短信日益猖獗，成了社会顽疾。高考前夕，各类叫卖考试答案的黑短信铺天盖地，有关部门也一直在提醒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但一般人只是消极躲避———你铺天盖地地发，我一条一条地删。可收到黑短信的副省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刻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接下来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措，也让我们发现，原来黑短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实，每条黑短信都无一例外地标明了详细的联系方式，查处的困难究竟何在呢？

　　杰出青年和十佳青年确实有义务以某种方式回馈社会，但这必须考虑到每个当选人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宜。经济条件好的可以捐建一所希望小学，条件一般的捐几套桌椅同样是献爱心。倘若一刀切，恐怕只能使评选杰出青年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活动变味。

　　作为近年才流行的一种情景模拟测验，公文筐测验本身无可厚非，其设计初衷是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设计成信函、请示、备忘录等书面形式，让受测者在规定时间内写出书面处理意见或决定。然而用一只“筐”装那么多久悬未解的疑难问题，用一只“筐”装那么多让人头疼的公文，用一只“筐”在两小时内露出官员通天入地之能，这恐怕远远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想———在现实中谁说这不是司空见惯的工作场景呢？

　　毕业前夕，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吃“散伙饭”、“情感饭”的宴请活动。兴之所至，无暇顾及其他。请别人、别人请，很多人一天到晚都有饭局。“就要各奔东西了，趁着最后机会痛痛快快地聚一聚。”这大概就是学子们的所有想法。这时候，无论男女，大家都以争当“酒仙”为荣。因酒而生的事端，当然也就常有：自己彻夜狂欢还不许低年级同学有意见，偶有微词，一场暴打甚至群架便不可避免；许多高校宿舍的窗玻璃、凳子、衣柜、书桌都是在即将毕业时被砸坏的；同时，在操场、草坪等地，经常有人在深夜里唱歌，啤酒瓶的碎片随地可见。

　　深圳面临着人口膨胀的压力，这来自“狗”口的压力也不容忽视。据说天津就拥挤着50多万只宠物狗，深圳的宠物狗数目应该也不在少数。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养狗是一个人的自由，但这样的私域显然不能对公域进行侵犯。很多时候，狗必须为人让路。考虑到宠物狗给越来越多的市民带来了不安，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等等，我们有必要在《深圳经济特区限制养犬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相关操作细节，抬高养狗门槛，以进一步实现人与狗的和谐。

　　三根手指遭“吞噬”，这是十指连心之痛；被迫签下他人之名，这是灵魂遭受劫持之痛；无法索赔，这是双重痛苦之后的灭顶之痛。17岁的秦采秀，身心尚未成熟，却不得不面对“不能承受之痛”，这种错位带给我强烈的震撼，使我无法停止追问。秦采秀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月工资却不能达到成都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之所以让秦采秀冒名别人，是因为老板没有为她买工伤保险，而代之以有工伤保险者的名字，无非就是要骗保。这样的老板岂仅“利欲熏心之徒”所能概括？

　　男人对于感觉自己“罩不住”的女生多半选择退避三舍，免得自取其辱。而且更大的暗亏是小S多半像晴雯，不过“枉担了个虚名”，实际上的做派要远比那些做大家闺秀状的小姐传统得多。之所以如此推测是从小S行为举止的细节里感觉出来的，她的爱演八点档坏女人就是因为生活里当不了这样的女人，所以就想演戏来过瘾，同样她言语上的大胆表现得自己跟个“淫妇”一般，也是因为实际上在生活里正常得很。只不过旁人从来不说，只能内心压抑，而她可以坦荡荡地诉之于众。说实在的，也不是小S奇怪，只不过中国人的性格从来如此，所以小S喜欢ABC倒也不无道理。

　　新京报：中国电影百年　需要的不只是纪念

　　至于《中国电影百年》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都需由读者们给予评价。身为当事人，我们没必要作出过多的阐述评析。《中国电影百年》既是针对历史的纪念，同时又是重新发现的探求。也许最终呈现的效果未能完全达到这一标准，却也是我们一贯而来的执导理念。

　　警察执行公务，代表着国家和政府的形象，抗拒警察执法，拒绝、阻碍警察履行公务，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公然挑战。现在一提到“袭警”，很多人会认为对这种行为的打击缺少法律支持，建议刑法里面要增加一条“袭警罪”。事实上，我国刑法中已有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打击“袭警”并不缺乏法律依据。当务之急，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加强应对措施，加大对“袭警”的打击力度，压制犯罪气焰，对暴力抗法者要坚决依法严惩。

　　透视这个谣言的酿成和传播，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社会潜意识，就是公众很相信超越规则的“破格”，而缺乏对规则的信仰，觉得规则的弹性是很大的。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首先想到、首先觉得应该遵守的是规则，人人平等，按规则办事—而在我们的公共空间中，偏好的是“例外优先”，于是在张炀的录取预期中，人们没有坚定地信仰“总分优先”的录取规则，而是轻信“南开会破格”。

　　我们将到场单位分析一下，不难看出，除了公检法机关外，其余的部门无一不是赞助单位———某眼镜企业的“现管”部门，这些都是质量、税收、商标、出口等要害国家机关执法部门。这些部门“一个不落”地到场呐喊助威，是某企业相邀还是有关方面组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公检法等司法部门和政府行政执法部门为一件与其本职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体育比赛“一起吆喝”、“联合吆喝”，这不仅让人大跌眼镜，还使人不能不替这些部门担忧———神圣的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不会成了某些企业摇旗呐喊的工具吧？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看后，会对某地的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深为公检法等司法行政机关不顾形象、背离法律的做法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