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富济贫乃和谐之举

　　袁素琴

　　近日读到两条消息，感触颇深。一是象山爵溪街道个体业主冯平良，出资20万元，创办“外来工图书馆”，免费向爵溪的近2万名外来工开放（见5月23日《宁波日报》）。二是奉化江口街道方舟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康，建立“江口惠民就业家政服务部”，免费为被征地农民就业牵线搭桥，半年时间，这个服务部已帮助近百名大龄被征地农民就业（见5月24日《宁波日报》）。

　　冯平良、马金康只是最近的两个事例。这些年来，我市有不少企业和企业家慷慨解囊，进行各种各样的捐赠，为帮助弱势群体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尽了一分力量。但是，从总体上说，捐赠的企业和企业家还是太少太少。据报道，美国慈善公益捐款每年有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9%，而我国慈善公益捐款只占GDP的0.1%；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比较而言，中国的富人之所以缺少善心，除了一些体制上的原因外，也与他们自身存在的一些狭隘观念和模糊认识直接相关。有些人认为，我富裕是因为我有本事和勤奋，有人贫穷是因为他们无能或者懒惰，帮助他们只会助长无能和懒惰；有人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创造利润，缩小贫富差距是政府的事，他们没有捐赠的责任和义务；还有人认为，我的财富理应由我支配，捐赠不捐赠，全看我高兴不高兴，别人没有权利说三道四，等等。

　　当然，一个人的财产，只要是合法所得，如何支配和使用，是他自己的事，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是，扶危济困，不仅反映着一个企业家的道德水平，更是他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富裕，固然离不开一个人的能力与勤奋，但还有社会环境的作用。如果倒退30年，你再有本事再勤奋，也肯定富不起来。再说了，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消耗和占用的社会资源就越多，从公平的角度讲，回报社会也就理所当然了。贫穷，有些确实与能力和勤奋有关，但有些却是像地域的限制、受教育程度低等并非完全主观因素影响的结果。缩小贫富差距，是政府必须做的事，是政府的责任，企业和企业家们同样也有责任。因为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就会不稳定。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不利的。贫富矛盾如果激化，造成社会动荡，受害最大的恐怕不是一贫如洗的穷人，而是腰缠万贯的富裕阶层。

　　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00年为0.414，2003年已达0.458，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宁波市的情况好一些，但也呈扩大的态势。2001年宁波市基尼系数为0.2795，2004年达到0.3292。一方面，有些富豪挥金如土，吃一桌“大餐”要花好几万元。另一方面，一些贫寒子弟却因交不起几十元学费而失学。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政府努力，更需要富人们助力。

　　经济学家厉以宁有“三次分配”说，即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还有第三次分配，那就是富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转移出一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第三次分配讲的是社会责任。有了这样“三次分配”，我们才能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这对穷人、富人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