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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宝良我只想要回我的钱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7日08:28 每日新报

  同一地点违章105次罚款万余元当事人日前状告交管部门

  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 105次,均被“电子眼”记录在案,缴纳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

  6月13日,杜宝良将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告上法庭。按照法定程序,该起诉讼目前正处于“7日审查期”,法院将在近日决定是否受理这起案件。

  据了解,杜宝良的诉讼请求共有三项内容:撤销错误的处罚决定书;返回已缴纳的万元罚金;依据“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交管部门应承担错误处罚后果,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3000余元。

  我问能不能少罚点,人家说不行

  记者:你是周一向法院提交的诉讼申请,按照规定,本周五前,法院是否受理才有定论。等待法院结果的日子是不是有点难熬?

  杜宝良:等法院出结果,没什么不好受的。天天睡不着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段日子才难受。

  记者:据市交管局通报,当初你是主动缴纳的罚款,自愿放弃了申请听证、复议的权利,为什么不为“万元罚款”多做些努力?

  杜宝良:我做过努力,我是5月23日知道这码事的,迟了一星期才交的罚款。外地人买车不给上牌照,我前年买了小货车,就托人找了个公司办手续。5月23日,公司通知我,有人投诉我的车跑起来冒黑烟,不环保,我就赶紧到工行去查;工行查不了,我又到西单交通队,他们告诉我得到月坛执法站。在那,我才知道,冒黑烟不是问题,可我有105次违章,都是摄像头拍的,得罚1万多块钱。

  脑袋当时就不好使了,什么事都反应不过来了。后来,我问能不能少罚点,人家说不行。我又找到市人大、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想让他们帮我说句话,少罚点就行。人家都说我确实是违章了,我就死心了,觉得这事只能这样了,罚款不交,小货车就废了。还是保车要紧,因为还得靠它上菜、赚钱。

  记者:开了一年多车,你应该知道有摄像头拍摄这样的执法手段,为什么还要违章呢?

  杜宝良:我 1993年就到北京了,一直在这(南礼士路一居民大院内)卖菜。原来是用农用车上菜,走的就是真武庙头条,走了十几年,习惯了。虽然后来路上有了禁行标志,可我没注意。我出来得早,路上车很少,我觉得我没妨碍交通秩序。

  我是高中毕业生,在我们老家,也算是一个读书人。可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半夜两点多就起床;晚上7、8点钟,别人都吃完饭了,我才回家。到家吃口饭就睡觉,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我真的不知道摄像头这么厉害,也不知道自己得去查违章记录这条规定。要是别人不投诉我“不环保”,这1万多块钱罚款没准涨到多少钱。

  只要在理儿,官司不一定输

  记者:听说,为了交罚款,你借了不少债。交完罚款,你有没有动过找律师的念头?

  杜宝良:没有。但回家睡不着觉,觉得冤。杀人投案自首,还能得到宽大处理呢。我是主动找到执法站的,也没造成一丁点恶劣后果,为什么就不能从轻发落呢?想来想去,还是自认倒霉。

  三月份,我爸得了咽喉癌,手术费 8000多块,我和弟弟分摊,我承担2/3。办完这事,我手头就剩2000多块钱,所以,交罚款时我又借了 8000多块。卖菜忙活一年,除去房租3600元,吃喝和孩子学费还得花上3000多块钱,顶多能剩一万来块钱。

  记者:交完罚款至今,有没有再跟交管部门打交道?什么时候想到跟交管部门“理论理论”?

  杜宝良:交完罚款,就再没跟交警照过面。来北京这么多年,数这段日子最忙,见了好多专家、记者,可能这辈子也见不了这么多。我记得很清楚,交完罚款第二天,我就成了“反面教育”典型,上了报纸。所以,听说有报纸替我喊冤,我压根不信。可记者把报纸送过来,白纸黑字写着,好几个专家说交警不对。没过两天,找我的记者不断。我开始买报纸,上面全是替我说话的,我这时才有点相信了,交管部门可能真有不对的地方,要不,这么多陌生人不可能帮我。

  记者:起诉前,是否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杜宝良:我是民告官,我很清楚。起诉前,我琢磨了两天,后来觉得律师说得有道理。只要在理儿,这官司打起来就不一定输。交管部门是有不对的地方,我是违章了,但应该告诉我。最起码,头几次没发现,后来也应该发现我这个“违章大户”。再有,律师说那个禁行标志过期了,无效了。他找来的资料我仔细看了,真的是过期了、无效了,所以,我最后就在起诉书上签了字。

  我只想要回我的钱

  记者:在你的诉讼请求中,涉及了国家赔偿,要求交管部门依照国家赔偿规定,赔偿3000多元损失。提出这个请求时,你心里是否有把握?

  杜宝良:这个没多想。我的想法挺简单,少罚点就行,退回来一部分就行,家里缺钱用。弟弟来电话,说我爸也听说这事了,全家人都没瞒住。

  记者:现在,你的105次违章已被媒体称为“杜宝良现象”,尤其是提出诉讼请求之后,你与交管部门的纷争不仅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更引起了包括驾驶员群体、法律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交管部门如何认定“失效禁行标志”,法院是否受理这起诉讼,这些问题已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将影响“交通执法”的大事。你是否渴望出现这个效果?

  杜宝良:说实话,我没想这么多。律师总说,这件事意义重大,这两天,我也看出这个苗头。可是,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钱,别的,我想不了那么多。

  据《新京报》报道

  杜妻钱肯定要不回来

  “天天说,你累不累啊?”采访时,杜宝良的妻子兰姐常对杜宝良瞪眼。“钱肯定要不回来了,他就知道胡忙活。”下午3时至5时,买菜的人常排起三五人的小队。兰姐手脚很麻利,一个人撑起了整个菜摊,杜宝良蹲在一边看报纸,找跟自己有关的报道。只要碰到想多聊几句的人,杜宝良就马上跟对方谈自己从专家那里和报道中学来的新观点。这时,兰姐一直用眼盯着他,忍耐五六分钟,就命令杜宝良过来帮忙。杜宝良迟疑一下,兰姐忍不住就要发作,冲他大喊,“天天说这套话,你能不能不说了?”她认为,已经交的罚款要不回来了,两人应该“向前看”,好好卖菜,多多赚钱,这才是正事,没有理由牵扯精力,继续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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