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长女剖析“嗜骂”因由

　　李文日前在穗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李敖长女剖析“嗜骂”因由

　　本报记者　丁冠景　通讯员　黎恩

　　6月14日，美籍华人作家、英语教授李文博士从北京飞抵广州，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广东电视台《男人不夜天》节目的录制。翌日中午，在其下榻的酒店，她接受了本报记者两个半小时的独家采访。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按照约好的时间敲门走进她的房间时，她正盘腿坐在沙发上，拿着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便笺对着电话一项项地读，原来，她是在向酒店经理投诉其入住两天来的种种不满。

　　李文又“开骂”了。李文为何如此爱“骂”？“骂”得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留在中国？被人称为“投诉女王”的日子好不好过？话题便从她定居北京后两年多时间内的100多宗投诉展开。

　　“枪打出头鸟，我今天做了那只‘鸟’飞出来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知识界不少精英都很欣赏你大胆、尖锐、执著、敢言和嫉恶如仇的真性情。您是1964年出生的，可到现在还显得这么年轻、漂亮。您说是因为投诉有助于血液循环，是最好的美容之道。但一投诉您肯定会生气的，这样不会影响您的身体吗？

　　李文(以下简称“李”):投诉的确让人生气，但我还会保持一个好的生活比例。我会关心国家，关心人类，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我也会花一些时间来上电视做采访，搜集古董表，逛书店，听其他英语教育专家的讲座，跳舞，购物，旅游，与我的学生和读者见面，等等。我还会花一点点时间，真的很少的时间，来过我自己的生活，那个生活我一再讲过，就是中国哲学家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我一个人跟天地往来，好像活在一个白日梦里面，好像活在一个幻觉里面，好像活在一个意淫的生活里面。

　　我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外国人看你是个“人”，是个独立的个体，不会看重你的家世和背景。但我在北京每次遇到事情，对方都对着我吼:你不要走，等我找人来！我说你有本事就自己跟我说，不要找人；我一投诉我以前住的嘉浩别墅的物业管理盟科置业公司，他们就私下里商量说，不如整整她好了，断水断电，砸她几块玻璃，看以后她还敢不敢。对不起，当我看到他们是这样对待一个人，特别是这样对待一个女性时，我会反抗得更用力。如果不把这些坏的情绪发泄出去，闷在心里对我的身体伤害更大。我平衡自己身体、情绪的惟一办法，就是让自己习惯于跟恶人和死亡威胁之类打交道。这样也许我的肉体会抱怨，但我的精神却是愉悦的。

　　记:但是您到处“开骂”的方式，在很多人眼中是缺乏宽容的。

　　李:有些事情可以宽容，有些事情绝不可以宽容。而且用“骂”来形容我是太小看我了，我和爸爸一样，是用我们的证据、机智、博学、口才和笑傲江湖的幽默、魅力加上一些表演来宣传真理，把真理一点一点地挖出来，让你心服口服。有人跟我说，李文你在北京还有什么好骂的？你去农村住两天就知道了。中国人就是喜欢讲风凉话，“枪打出头鸟”，我今天做了那只“鸟”飞出来了，你们没有半个人敢出来，还在这里说三道四？我是在维护我自己的权益，至少我敢站出来说话。要知道在北京那种地方，如果你投诉的人有后台，给你惹来的麻烦是很严重也很恐怖的，但是我不怕，我拼了“老命”还是要这样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记:您知不知道在中文里面“骂”是带有贬义的？可它现在已经成为您李文博士的一个“品牌”。

　　李:很多时候人们把“骂”和“投诉”混淆了。但就算是真的“骂”我觉得也是必要的。我在中国听得最多的3个字是“没办法”，要不就是“唉，算了”。整个心态就是“认命”，不想去抗争，不想去改变。我是一个教育者，爸爸说我们都要做“善霸”，遇到不平事骂一骂有什么关系？为人处事就是要有这份胆气。

　　“结婚一年就离婚，是他把我打跑的”

　　记:从您的著作《我和李敖一起骂》中，看得出来您和爸爸感情很好。您有没有骂过他呢？

　　李:我没有骂，是摆事实讲道理。爸爸有点神经质，那是坐牢的后遗症，因为他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被关了10年，我能够理解他。但发完脾气我会马上道歉。

　　记:记不记得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什么时候？

　　李:5年以前，奶奶在台湾病重，我把美国教书的工作停了，飞回来帮忙。当时爸爸的心情不好，我们就吵了起来。最后我说我不跟你讲了，你的情绪太激动听不进去，但我必须把我要讲的讲完。所以我就出去对着录音机讲，讲了整整3个小时。临走之前把带子寄给爸爸，也不晓得他听了没有。(笑)

　　记:那为什么结婚1年多就离婚了，丈夫是不是被您“骂”跑的？

　　李:是他把我打跑的。他有暴力倾向。当时我只有17岁，每个人都叫我不要结婚，爸爸甚至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不再给我生活费，但我还是一意孤行地跟那个人走。那时我想要一个真正的家庭。很快我就明白结婚、生孩子是怎么一回事了，但这些必须由我自己来体验，否则1万个人来说服我都没有用。

　　记:那您的母亲呢？您多次表示这辈子坚决不原谅她，除了您14岁那年被继父文乃建性骚扰的事情之外，是什么原因造成你们之间的隔膜？

　　李:我出生不到两个月，母亲就把我从纽约背回去给奶奶抚养。她很快就再嫁了。当你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没有给她喂过奶，没有给她换过尿布，没有见证过她成长中的一点一滴，你们之间的感情是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知道中国人很重视血缘。但是血缘是血缘，感情是感情。感情是需要培养的，光有血缘关系却一辈子也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感情是很脆弱也很虚伪的。

　　记:那您的女儿呢？既然有您和母亲的前车之鉴，为什么您不着意去培养您和女儿之间的感情？

　　李:我在女儿出生两个月后离婚，孩子归我的前夫抚养。很快她又有了新的妈妈，她始终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里，跟我接触不多，想法也不同。每次见面她都会要求说妈给我买这件衣服，妈给我买那个皮包。我知道她恨我，为什么在她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她。到她16岁的时候，我忍无可忍，终于告诉她说是因为当年你爸爸打我。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事，虽然说清楚了大家就不会再认为我是个狠心的妈妈，但我还是不愿意提起。

　　记:有人认为您和母亲、女儿都相处得不好，现在又成了“投诉女王”，是不是应该从您自身的性格上寻找一下众叛亲离、八面树敌的原因？

　　李:在北京有朋友对我说，李文我能够理解你。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看过你这种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他们觉得你是疯子，他们需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你的行为:是仗着爸爸的名气大？是缺乏男人的关爱？搞不好是更年期到了。我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找借口？为什么总是不认错？有这么好的想象力为什么不把中华民族文明古国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有这么好的精力为什么不去做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我打官司有的为一千块钱，有的为一块钱”

　　记:在一些人眼里，您的成名是沾了爸爸的光。甚至有人说，为什么别的女人投诉就是泼妇骂街，李敖的女儿投诉就成了维权斗士？

　　李:说这些话的人不妨想想，我在美国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开宝马车，吃法国餐，住很好的房子，那边也有很多华文媒体，我要出名恐怕不用等到这个时候，也不会用这种方式。今天我不是在卖我的脸蛋，而是单枪匹马和社会陋习在抗争。我不是为了名气，而是希望我的理论慢慢有人来听，可能现在看来它们是太刻薄、太尖锐了，就像20年前大家刚刚接触龙应台时的反应一样。也许我等不到我被接受的那个时候，但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牺牲者，都需要一个肯站出来说话的人。

　　记:您不怕别人说您利用父亲来炒作自己？

　　李:哪怕是炒作又怎么样？我就是要做一个维权、抗争的榜样给大家看，有了名气之后这个榜样的力量更大。以前我投诉，对方说，李文是谁？不认识！你要找我们的主管？你去死吧！然后狠狠地挂掉电话。现在他们很清楚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会一层一层地告上去。以前要10天才能解决的事，现在可能1分钟就有结果了。李敖的名气闲置是一种浪费，这样的无形资产要充分利用起来。

　　现在我手头上有6个官司要打，有的为了1000块钱，有的为了区区1块钱。虽然我现在告的都是小人物，但大人物我也不怕，我是对事不对人的。我知道老百姓不敢投诉，他们有他们的无奈。但我可以用我的经验来鼓励他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伸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出名是件好事，能借爸爸出名更是件大大的好事。现在我比爸爸更关注内地，至少我人在这里他不在，我可以真正去体验内地那些需要改变的事情。

　　“教育是我本行，我要把礼义廉耻再教一遍”

　　记:李敖曾经在电视节目里表示，你试图改善社会问题的动机是对的，但他又说他就从来不得罪邻居。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假如我有孩子，我也不希望他惹事，我会把事情揽过来帮他解决。我知道爸爸担心我。因为我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他怕我遭到小人的算计。你知道吗？他曾经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其实我也告过邻居，但我不会把这个例子告诉我女儿，因为如果你要这样好勇斗狠，争取属于你的权益，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小文一个人在北京，她没有丈夫，没有亲人，连一条可以保护她的狼狗都没有，她付不付得起这样的代价？她很顽固，她要付下去。”爸爸在台湾骂人，他知道自己得罪的是谁，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得罪的是谁，但得罪谁我也不怕！

　　记:您觉得改善社会文明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吗？你的主观动机能否通过其它方式取得更好的客观效果呢？

　　李:有，就是教育，也是我的本行。像我现在独立制作的少儿英语道德教育节目《一举两“德”》，把中国5000年来的礼义廉耻重新再教一遍。从小孩子抓起，让他们从小就懂得什么是尊敬、责任、公平、礼貌。投诉是手段，教育才是根本，但一定要两相结合，标本兼治。

　　记:您是教育学博士，应该明白教育上切忌“揠苗助长”的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文明程度是与经济水平一致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您觉不觉得您的有些投诉是操之过急、欲速反而不达？

　　李:我不是在揠苗，我是在播种。可现在光是我播种却很少人响应。我知道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总得有人带头做，早一天做总比晚一天做好。我愿意做先驱者，希望以我的行动带动大家都来播。

　　“人人像我这样敢骂敢斗，很多事就不会拖着”

　　记:您知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很怕您？房地产商可能不愿意把房子卖给您了，很多酒店看到您来住也如临大敌。

　　李:让人害怕好啊，这样他们再要做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事情时，就会意识到可能李文——或者像李文那样的人会在周围“盯梢”，这样他们就不会肆无忌惮。况且我敢肯定那些服务优质、负责任、有信誉的房地产和酒店还是会欢迎我的。

　　记:您买别克车破了经销商的行规少交了9000元保险，还赶走过董文华家的两条大狼狗，甚至为1块钱打官司，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在投诉上，您觉得值得吗？

　　李:我发现中国人做事除了能忍就忍、欺软怕硬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事之前喜欢把得失利害算计得清清楚楚才下决定，不打没把握的仗，假如一件事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愿意做。我的中文程度不好，我在北京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我当然也不会去收买法官。照你这样说我所做的事简直连一点儿必要也没有了。

　　但我并不介意每一次投诉或官司会有什么结果。我只看重过程，仗可以输，但一定要打得漂亮。我希望我的同胞都像我一样勇于抗争、敢于直言，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要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种国民劣根性，几千年都解决不了，今天我李文就要来着手解决！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敢骂，敢斗，整个社会就会进步得多，很多事情就不会拖着不解决。我是个新来的人，虽然我搞不懂“国情”，但我觉得有“异味”，我就要大声说出来。

　　“小人物争自由要支持，因为这种精神很伟大”

　　记:您刚才提到龙应台，李敖评价龙应台是“文章写得非常好，但里面的理论极为单薄，她关注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大的问题她不敢说，大的攻击点她不敢打”。您觉得这段话可以拿来形容您吗？

　　李:我投诉发生在我身边那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道德的事，这也是我的大题目。抗争就是抗争，无大小之分，都是我们该做的事。但我会选择从小事情入手，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都做不到，其它什么事都不用讲了。

　　记: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许多人开口说话了。能够说话当然比沉默强，但为了公共利益说话会比为个人权益说话更容易赢得尊重，您觉得呢？

　　李:谁说我做的事不是公共的？我才来了两年，就遇到了这么多不合理的事，我敢保证它们一定都曾经发生在你们身上，只不过你们见惯不怪罢了。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公共的。网上说得好，“李文现象”揭示了一种公众心理:一方面希望有规则消除别人的胡作非为，一方面又害怕规则限制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希望有人为道德正义挺身而出，一方面自己又袖手旁观，生怕履行道义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期想人人为我，又不想我为人人，这样的好事到哪去找？请不要拘泥于我投诉的具体内容，而应该注意我投诉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先锋、示范意义。我以我的抗争行为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去和那些阴暗的、丑恶的人和事作斗争，促使整个社会正气抬头，这难道还不是公共性吗？

　　记:您觉得将来您关注的范围会从身边扩大到更广的范围吗？

　　李:一定。我才来了两年多，对国内还不够了解。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的投诉，维权，也就是你们说的“骂”，将来一定会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己及众的。但现在还是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爸爸在电视里说过，小人物争自由，我们要支持的，因为这种精神很伟大，我们有头有脸有知识的人，更要努力使正义能够伸张。我身上流着爸爸的血，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在人间追求事实的真相和真理，我希望人人都像我那样去寻找真理，不计得失，不计成本，也不惧怕任何人。我觉得，在你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和地方，你做的事情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然，也许我永远看不到开花结果，可我希望在我的影响下，每个中国人都满腔热血、一身硬骨，都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只有靠全体国民的觉醒和力量，才能压制住歪风邪气，中国才能进步、发展得更快、更好。

　　图:

　　“女斗士”李文接受采访后与本报记者合影。黎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