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中国馆来迟 艺术水准悬殊还是政策之困？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00年，中国建筑师首次被邀请参加第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这是他们在国际建筑盛会上的首次亮相。

　　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政府对当代艺术予以相对宽松与开放的文化政策，在中国大陆开创了一个乐观、自信、蓬勃的文化景观。

　　2003年，第八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由SOHO中国策划开发的“长城脚下的公社”建筑项目获得“建筑推动”奖。同年，原定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建立中国馆的计划因非典流产。2004年的建筑双年展上，虽有14个与中国有关的项目展出，它们分散在各个国家馆以及主题馆中，此时仍然看不到中国馆的踪影。

　　而在2003至2004年间，法国已举办了不下40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在市场方面，介入经营中国艺术创作的西方画廊有增无减——中国当代艺术，从政策到市场，都逐渐完成了从“地下”到“文化外交”的转变。

　　2005年6月8日，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终于现身。

　　是艺术水准悬殊，还是政策之困？为何中国的艺术馆在威尼斯双年展走过110年之时，才与其机缘交汇

　　有着110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左右潮流的艺术和建筑大展终于在6月8日开幕的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迎来了中国馆。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目前相当活跃的总策展人范迪安，在距开幕还剩一周时，向媒体公布了这次中国馆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全貌。中国馆的临时展场在军械库的处女花园，由于场所就是处女花园，所以中国馆借用这个名称作为展览主题，而在学术讨论部分加上“浮现”，中国馆即命名为：“处女花园：浮现”(VirginGarden：Emersion)。展场包括室内外两个区域：室内展区约500平方米，室外展区约为1600平方米，是双年展国家馆中面积最大的展区。

　　那么双年展组委会又是以怎样的姿态欢迎中国馆的首次到来的？其实意大利组委会主席在向今年年初前往威尼斯联络参展事宜的各国策展人表态时，就已经向中国送秋波，主席说：“现在全世界都以贪婪的目光看着中国”。

　　谁在推动中国馆的诞生

　　中国馆最终能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得感谢哈洛·史泽曼。

　　被称为策展教父的史泽曼(HaraldSzeemann)，1933年生于瑞士，24岁起开始跨入策展行业，28岁成为自己故乡伯恩市市立美术馆馆长，在之后八年时间里获得了国际名声1969年史泽曼提出“当态度变成形式”的概念，并根据这一概念策划了“当态度变成形式：活在脑子里”展览，这是20世纪重要的观念艺术展，也是他个人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

　　史泽曼作为脱离体制的独立策展人，他的一系列活动颠覆了艺术原有的行政机制，并左右了展览美学的发展，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中重要的军械库开放展，就是史泽曼在1980年和意大利策展人奥利瓦(AchilleBonitoOliva)共同创建的展览机制，它使得年轻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能够和那些已经固定在绿园城堡中的国家馆同时展出。甚至如今军械库开放展的关注度已经超过国家馆，每届展览的画册和军械库对艺术和建筑界的影响就可以看出这个变化。

　　史泽曼的重要贡献还包括“发现中国”，他在1999年策划威尼斯双年展时，以占全部参展艺术家1/5的比例邀请了二十多位中国艺术家参展，成为各国中参展人数最多的，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意大利等国。

　　中国参展规模使得当时整个艺术界都哗然，许多专业人士都搞不懂，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值得肯定到那样一种地位？史泽曼这一大手笔，大大推动了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同时也是向那些处境并不好的中国艺术家发出直接肯定的信息。

　　遗憾的是，史泽曼在今年2月17日因肺炎在瑞士辞世。这位影响20世纪艺术的重要人物拥有三重身份——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这一复杂且综合性的身份也大大影响了艺术界。当中国艺术家和策展团队登上威尼斯岛，首先应该向这位推动世界认识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表达敬意。中国当代艺术能够在世界上有今天这样的盛誉，除了史泽曼和艺术家本人的创造性之外，还有那些全力推举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策展人和评论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有着爆发性的出现，当时中国本土重要的领军人物是栗宪庭，活跃在海外的策展人和评论家则是居住在巴黎的费大为。如今活跃在国内的策展人还有侯翰如等人。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是，西方收藏家开始通过成立基金会，以更积极的态度介入和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展。

　　策展人蔡国强的双身

　　虽然中国许多艺术家都在国际上有着不同的名声，但是这次双年展的策展人、艺术家蔡国强，却是让国际艺术界感受到“中国力量”的代表。

　　蔡国强艺术的最大特征是“非流派”，他的勇气在于拒绝投靠任何一个艺术流派或者风格，所以在最初界定他的艺术价值时同样需要勇气和锐利的眼光。以艺术家面貌出现的蔡国强，最近几年除了进行“爆炸艺术”创作的同时还忙于策展，这也让对艺术持有固定观念的人感到困惑。

　　蔡国强的作品除了其超级能量之外，还有着娱乐的成分，他的观念性作品受到他人影响也影响着他人，这个“影响他的人”就是史泽曼。蔡国强曾在1999年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了《威尼斯“收租院”》，暂不讨论这件作品曾经引来的是否侵权的风波，这件作品构思的来源就是受了史泽曼在展览前和蔡国强以及其他中国艺术家交谈的启发。交谈中，有着强烈左翼色彩的史泽曼，说他从1972年以来，一直想在欧洲展出《收租院》，并且告诉了当时在波恩的中国大使馆，但最终没有成功。悟性极强的蔡国强立刻产生了《威尼斯“收租院”》的构思，这件作品在那届双年展上获最高奖。与其说蔡国强实现史泽曼二十多年以来的心愿，不如说当年史泽曼给蔡国强颁奖，本质上也是为自己的概念策划立碑。

　　从那之后，蔡国强的许多作品都带有观念色彩，观念策展也成为了他的主要工作。这次被选中的艺术家和非艺术家学者的作品，都折射了蔡氏观念的影子。例如，天津大学教授王其亨的作品《威尼斯双年展的风水》，及彭禹和孙原组合推出的作品《农民杜文达的飞碟》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方振宁）